如何评价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的若干问题

　　王连捷

　　摘 要 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是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抗日联军在14年抗战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初创期、鼎盛期、后期。近些年来，对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存在片面理解和误解之处。如关于东北抗联越境的必要性与“战略转移”的提法、东北抗联是如何坚持抗日战争、东北抗联进入苏联远东后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和东北抗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东北全境的解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等问题，都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探讨。

　　关 键 词: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联后期 战略转移 苏联远东军

　　东北抗日联军是东北抗战的主力军，它在14年抗战的历史中经历了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三个发展阶段。在抗日联军阶段又可分为初创时期、鼎盛时期、后期三个阶段。东北抗日联军斗争是在严密、残酷的殖民统治下，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下来的，1940-1945年的后期斗争所遇到的艰难险阻更是难以想象。应该肯定，东北抗日联军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不可磨灭的。然而，人们对抗联各部1940年后进入远东地区进行整训这五年的历史，评价不一，诸如抗联越境问题、坚持党的领导问题、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问题及反攻东北问题。正确地认识与评价抗联后期斗争中的问题，有助于对抗联历史地位与作用的研究与评价。

　　一

　　对东北抗联后期斗争的研究与评价，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抗联的越境问题。这个问题实质就是抗联在后期斗争应不应该进入苏境问题。一般认为，抗联进入苏境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选择。

　　实际上，东北抗联进入远东地区进行整顿并不是抗联领导人的本意。从1938年起，抗联进入艰苦斗争时期之后，抗联各部便有进入苏境的情况，当时主要是三种情况，一种是因战斗失利求得休整;二是希望通过远东军寻找中共中央关系;三是由于伤病员求治或寻找抗联关系等。抗联内部对抗联人员把随意进入苏联看成是逃避斗争的行为“绝对制止个别、零碎逃避江东，即到万不得已时亦应有最后与敌拼斗之决心行动”(1)。这是因为“队伍越境问题是与整个斗争路线有关系的”(2)。抗联人员的大批入境以及后来滞留远东进行整训，前后历时五年，有其重要的历史原因。

　　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撤销之后，成立了吉东、北满、东满、南满四个省委，分别领导抗联各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各省委由中共中央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起初，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在海参崴设立办事处，对东北抗联实施领导。但从1937年后，海参崴办事处撤销，中共中央与抗联就失去了联系，“满洲党组织领导从一九三五年冬党中央代表吴平同志离开满洲以后，虽然把组织关系及工作领导临时交付吉东特委负责，可是没有经过两个月，吉特牡丹江机关亦遭受破坏，但当时满洲党工作领导，尚可经过××地和中央代表保持经常联系。到一九三六年底，林口吉东省委道北特委机关破坏，中央代表对满洲党组织最低限度的工作领导联系遂因此而最后断绝”(3)。随着斗争的恶化，各省委之间，抗联各部队之间的相互支援逐渐减少，以至完全中断。东北抗联各部队基本上是在敌人分割、包围下孤军奋战。而东北党组织内部也因此发生许多矛盾隔阂长期得不到解决。各部队党组织领导人为寻找中共中央关系尽了一切努力。除第一路军领导人之外，第二、第三路军领导人在1940年初受远东军的邀请到远东伯力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双方军队的相互配合与支援问题，这是抗联领导人第一次整体进入苏境。会后领导人又各返东北抗日游击区坚持抗战。这种入境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到了1940年9、10月，苏联远东军方面先后两次通知抗联第二、第三路军领导人(第一路军领导人因在敌人包围之中没有联系上)，“在今年12月将要召开党和游击队之干部会议。在此会议上并有中共代表参加。所以应在此会议上解决党组织和目前的游击运动一切问题”(4)。所有抗联领导干部都把这个通知当作特大喜讯，并怀着激动心情陆续进入苏境。但当他们到达伯力后才发觉远东军所说的“在此会议上并有中共代表参加”的说法是编造出来的，抗联领导人同远东军方面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与此同时积极作好返回东北战场的准备，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已先行返回东北，南驻屯所也有29名抗联战士被派回东北。然而第二批返回东北的抗联领导人和他们的部队因《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被迫停止，以至滞留远东先后达五年之久。抗联领导人向远东军为返回东北所进行争取和斗争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抗联越境并滞留远东的真实情况。然而，无论从当时的条件分析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最紧张的环境中认为保存实力图谋作再度积极斗争所必须的办法”(5)抗联越境入苏进行野营整训在客观上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保存了实力，避免了最坏的结局。

　　与关内的情形不同，东北抗日斗争是在严密的殖民统治之下进行的。日本帝国主义从1932年开始就在各地建立了日伪政权机构，并且利用数倍于我的日伪军警不停地对抗联进行追击围困。到1940年,各地建立起的集团部落,(6)基本上断绝了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东北地区交通发达，抗联的行踪基本上都在日伪的监视之下。所到之处，日伪军都能作出迅速反应。东北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天，也给抗联开展游击战争带来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抗联部队有的指挥员曾酝酿在冬季越境进入远东地区，进行补充休整后，于第二年春返回东北战场。但抗联负责人根本不会同意把这个动议付诸实施。1939年12月，日伪军以重兵向抗联7军发动进攻。7军参谋长崔石泉将所部化整为零，与敌周旋。彭施鲁率队经奔袭转进，终未摆脱追击的敌人，多次遭敌袭击，最后在粮食断绝3天后，越境进入苏联境内以求保存余部，获得休整。

　　究竟如何度过这个困难时期，避免被全歼，本来是一个迫切的严峻的问题，但抗联领导人不愿意或尽量避免去谈论转移苏境问题。第二路军二支队一部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入苏境休整重又返回东北战场，其领导人也受到了纪律处分;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因提出抗联吉东、北满部队转移到敌伪统治比较薄弱的北满地区坚持斗争，以便集中力量同关内八路军打通关系的建议，被指责为动摇东北游击运动决心和必胜信心，是取消主义(7)，受到处分。从兵力对比上看，日伪军兵力超过抗联1000倍。抗联给养，人员无以补充许多人被冻死饿死。抗联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往往为吃一顿饭弄点给养都要付出巨大牺牲。抗联各部发展鼎盛的1937年，人数发展3万余人，到了1940年,抗联各部人员锐减，加在一起不到2000人(8)。到1941年初，抗联第一路军全军覆没。进入苏境的抗联部队，以至后来南、北两个野营合并时，在抗联名单上的人数不过500人。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背景下，抗联在困难时期，越过边境，进入远东，避免了被全歼的结局，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得以在1945年8月重返东北,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东北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抗联越境的行动是无可厚非的。

　　抗联越境进入远东实行整训，同另一个提法，即“战略转移”联系在一起。由《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编写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一书中，就把抗联进入远东地区进行军事整训称为“战略转移”。在一些有关东北抗联后期斗争的论文中，也有这种提法。这种提法的理由就是，1940年初，吉东、北满党代表在伯力召开会议，即伯力会议，研究确定了“以保存实力为主，逐步收缩的方针”。这年秋之后，东北抗联的一些部队陆续进入苏境，至1942年8月成立抗联教导旅，完全实现了战略转移。但“以保存实力为主，逐步收缩的方针，并不是伯力会议提出来的，而是1960年周保中在他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概况(草稿)》一文中提出来的。同时他所说的“保存实力为主”，指的是在新的游击活动中具体指导思想;他所说的“逐步收缩”是指部队在困难条件下缩小编制，进行整编，由路军变为支队等等。显然，“战略转移”一说与事实不符，容易引起争论。有的认为，把抗联进入远东地区进行野营整训称之为“战略转移”是不恰当的。但是，后人认为抗联越境进入苏境进行整训是一个战略转移，其出发无非是对抗联后期越境入苏行动的政治上的肯定。另外，抗联在后期频临绝境的情况下进入远东地区进行整训，避免了被全歼的危险，保存了实力，从而在最后对日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红军当年在江西作战失利被迫实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到达陕北，完成了战略转移，在客观上了有相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抗联进入远东地区进行野营整训称之为“战略转移”并无失当之处。

　　二

　　1941年后，东北抗联转移苏联远东地区究竟如何坚持东北抗日战争的呢?对此也应有个正确分析与评价。人们往往认为，东北抗联后期斗争已经不具备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如坚持党的领导，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所依据根据地等等。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分析东北抗联后期的抗日斗争在不同发展时期所不同的客观环境和面临特点。

　　1940年和1941年这两年东北抗联尽管遇到了极大困难，但抗日游击战争开展得还是比较好的。前已叙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东北完全处在殖民主义的严密统治之下，特别是在日伪“集团部落”政策的推行，东北抗联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了，即使在它的鼎盛时期，抗联的根据地也不巩固，民主政权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说的根据地不过是游击区而已。但抗联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不但坚持开展游击战争，而且还能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也正因为无巩固的根据地，坚持持久的游击战争成为不可能。但是，抗联在它进入远东后开展的小部队斗争，是抗联游击战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抗联的后期斗争，上限应在1940年初吉东、北满两省委的伯力会议。这次会议后，吉东、北满的抗联部队都在自己的游击区内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尽管它承担的游击战争所赋予的战略任务还不明确，但在政治上给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影响是巨大的。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继续斗争下去。这就是抗联抗日斗争的决心。1940年夏季，第二路军开展的小群游击活动,在宝清一带的敌情是，宝清县西山驻有一个日军骑兵联队600人，指挥官木下少将，同时还屯垦军400人，伪军三十团、三十五团共400人，伪警察队600人，新兵600人。这些日伪军对临时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周保中、赵尚志率第二路军警卫队直属部队，针对敌人的薄弱环节，偷袭敌人的军事设施、经济部门和交通运输，使敌人一夕数惊，穷于应付。这种以多股小部队分头袭击敌人的薄弱环节的战法，被称之为“小群游击战争”。第三路军在北满的斗争，它所经历的大小战斗影响特别大，诸如朝阳山密营保卫战、奇袭克山县城、激战霍龙门、攻克肇源等等，打得热火朝天。至1941年，苏联远东地区拒绝抗联其他部队返回东北之后，抗联第三路军在北满地区的游击抗战仍然十分活跃。他们整建制的游击战争实际上一直坚持到1942年。

　　抗联小部队活动是抗联后期坚持东北抗战的主要形式。1942年抗联在远东地区建立野营，组建教导旅之后，抗联部队重返东北被苏方阻止后，抗联主要采取派遣小部队进入东北。小部队最多不超过30人，最少不少于2人。也可以这样说，抗联后期的游击战争以小部队活动为主。

　　抗联派遣小部队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派出10-20人的小部队回东北，主要任务是寻找收容遣散的旧部，建立地方党组织，坚持游击斗争，野营1941年派遣小部队回南满寻找第一路军政委魏拯民及第一路军部队以及南野营派出的金日成、季青山部队都属于这种性质。二是派遣武装小部队回东北坚持游击战争，如1941年4月派回北满的第三路军第三支队就属这种小部队,他们一直坚持1942年5月才返回远东地区。第三就是专门执行军事侦察任务。这种小部队的派遣有两个组织系统，一种是受苏方制约，由苏方指定任务，由抗联派遣，另一种就是苏军抽调抗联人员，任务活动方式、活动范围等均由苏军直接派遣。这种小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对敌人筑垒地域、飞机场、军营、公路、铁路，军队调动等情报侦察，不主动地去袭击和破坏敌人有军事目标和设施。当然也有的派遣小分队不但担负侦察任务，也伺机破坏公路、铁路、桥梁，必要时还抓俘虏、散发传单、宣传群众等等。在教导旅时期，抗联派出的侦察小部队达300人次以上，侦察范围达到东北地区30余支。(9)其中1941年初到1945年6月所进行的绝大多数是战略侦察，而1945年7月之后则是执行攻东北的战术侦察任务。通过侦察，抗联摸清了日伪在中苏边境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据侦，截止1945年夏，日军在我东北地区的中苏边境沿线共构筑17个筑垒地域，其中最大的占地面积为正面一百多公里，纵深45公里。筑垒总长度达一千多公里。这些筑垒的位置、工事结构、弹药库、飞机场、桥梁等军事设施的位置、功能，驻军数目、番号、调动情况等，无一不调查得清清楚楚。开战时由苏联最高统帅部绘帛《边境地带防御工事详图》下发到连以上军官人手一册，该书的基本资料大都是东北抗联侦察得到的。这些材料，对于苏联迅速摧毁关东军的防御能力，起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自1941年春至1945年8月以前，抗联野营、教导旅数十次派遣小部队回国执行各种任务，共派出30余支小队、约300人以上。(10)其中抗联教导旅在此期间，先后派遣15支小部队回东北进行游击、侦察活动。每支小部队小则3、5人，多则10人或30、50人，活动范围达20余县。(11)当然也有一些小部队常年蹲山沟，坚持种植谷物，监视敌人行动的小部队，不过人数很少。无论何形式的小部队在开展抗日斗争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小部队中牺牲、失踪的人员不下200余人。

　　总而言之，东北抗联小部队斗争虽然不具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特征和基本条件，规模、影响也相当有限，但抗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了东北抗日斗争这一点是绝对应当肯定的。小部队斗争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可抹煞的。

　　三

　　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后，抗联各部分别在北满、吉东、南满和东满(后南满、东满两省委合并为东南满省委，亦称南满省委)四个省委领导下开展抗日斗争。抗联斗争进入后期时，中共南满省委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南满省委已名存实亡，北满、吉东省委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但是由于同中央失去联系，各省委之间缺乏统一领导，东北党组织内部存在严重问题。抗联与远东军建立关系之后，党的领导问题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东北党和联共(布)的关系、东北党领导的独立性以及东北党的统一等问题。要正确认识东北抗联的后期斗争，对这些重大问题都应做出正确评价。

　　抗联后期斗争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党的领导方面，突出表现在东北党与远东军和联共(布)的关系上。一方面，为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抗联部队与远东军建立了合作，接受远东军的指导;另一方面，东北党组织始终坚持中共党对抗联和东北游击运动的独立领导，同苏联远东军和联共的“取消主义”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为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斗争的大旗不倒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第一次伯力会议上，联共(布)党内有人提出中共党组织与抗日游击队组织分开的建议，这就意味着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东北抗日战争。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等坚决反对，他们坚持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抗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党和抗联不容分割，无论何时，都必须“保持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整个性。”(12)即使遇到困难、挫折，在与苏方合作的情况下，也必须坚持党对抗联的独立领导。从当时条件来看，与远东军建立合作关系可以说是抗联做出的唯一正确选择。抗联队伍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了中共中央的指导;物质上，武器匮乏，缺衣少粮，在日寇重兵“讨伐”下，尤其是在严寒的冬季里，不要说行军作战，连起码的生存都很难维持。在这种条件下，与苏方合作，接受其援助，对坚持东北抗日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从当时联共党在世界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地位来看，东北党在失去中共中央指导的情况下，接受联共(布)的临时指导，也在情理之中。但在事关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存在和原则立场问题上，东北党和抗联领导人始终坚持中共党的独立原则，坚持按中共党的对敌策略进行东北游击战争。抗联领导人同意在“不妨碍中共政治威信和组织关系”的条件下，“接受远东红军领导者对我们友谊的指导”，“与远东红军关系方面建立经常的联系”，但这根本“不能代替了中共全部系统和整个工作。”(13)与此同时，抗联还承担着“直接帮助远东红军领导方面的需要――把我们所获得日本贼在满洲的情报，通知远东红军”(14)的义务，也就是说，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互利的。1941年3月19日，会议通过了以王新林(15)、海路(16)名义发出的《对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和第三路军指挥李兆麟、北满党省委代表冯仲云的指示提纲》。《指示提纲》规定了王新林和海路代表联共党和远东军总指挥在现时和军事时期来指导满洲游击队的活动。实际上确立了在保持抗联独立性的前提下接受远东军的指导，建立与远东军的合作。这是中共东北党组织在对日斗争中采取的一项重要的策略。应该肯定，抗联后期斗争中，东北党在对抗联的领导问题上是正确的，根本不存在“取消主义”或“逃跑主义”的问题。

　　在1941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伯力会议上，苏方代表王新林未与抗联领导干部商量就起草了一份《关于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组织问题》的文件提纲，明显干涉了抗联和东北党内部事务。对此，抗联领导人坚决加以抵制，他们认为：“东北游击运动，不论其现在情势如何，它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党组织领导的游击运动，游击运动的一切问题，必须由党决定。”“东北游击运动按着你的直接领导，这是属于临时的特殊状态”、“中国东北党组织，必须依照中共党的战略和策略的意义，去进行自己的工作规定。”坚决维护和坚持东北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抗联的独立性。联共代表和远东军代表以国际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对日作战的一致性为由，主张取消抗联原来的系统，将其合并到远东军中，由王新林来“公开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17)。在这个涉及到改变抗联性质的问题上，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针锋相对地指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现阶段，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彻底进行下去”，而远东军“应该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援助各国人民革命，更应尊重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从1940年12月中旬到次年3月中旬，整个会议期间，抗联和东北各省委领导干部同远东军方面负责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941年1月，在共产国际的裁决下，新上任的王新林“一再申明不干涉中共党组织”。(18)斗争取得了胜利。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后，虽然抗联正式编入苏军编制序列，旅内有中、朝、苏三国人员，但实际上抗联组织系统仍然独立存在，执行着中共党组织的政治路线和任务，这由周保中在《关于留C中共东北党组织总结状况及改组的报告》中可以清楚看出。在该报告中明确规定，中共特别支部局“对旅内联共党的关系是兄弟党的关系。”(19)两个党委会既要保持工作上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又要各自按自己的组织系统和原则进行独立工作。教导旅的任务很明确，那就是在苏境内整训，随时准备返回东北战场坚持抗日斗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东北党组织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没有放弃抗日斗争的决心和党的原则立场。顶住重重困难和压力，维护了中共党的独立性，维护了抗联的独立旗帜，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第一次伯力会议后，东北党组织领导抗联在日寇的残酷围剿、重兵“讨伐”下顽强地坚持抗战，整个1940年的斗争开展的较为顺利。抗联第二路军、第三路军根据会议精神进行改编，并针对各部队面临的不同敌情分别采取分散游击战、平原游击战的斗争形式。而抗联第一路军在未得到第一次伯力会议精神的情况下，也改变了斗争方式，采取分散游击的战术，化整为零，在深山密林中坚持斗争。

　　对于抗联后期东北党组织的统一问题，我们应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去考察。

　　主观上，东北党组织在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东北建立统一的党的领导才能更有力地进行抗日斗争，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广大党员们也热切提出这一要求。

　　自满洲省委撤销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就是分散的。四个省委分别领导抗联部队在不同区域分兵作战，在斗争进入困难时期后，各部队基本上就被分割开来，很难联系，又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机关，各省委之间发生许多矛盾和误解，这对整个抗联的斗争极为不利。第一次伯力会议就是为解决党内问题而召开的。这次会议通过的《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讨论总结提纲》提出了加强吉东北满党组织的领导和统一的必要性。会议虽然没有最终解决吉东、北满省委之间的问题，但为东北党组织实现统一开辟了道路。野营时期，抗联上下要求成立统一的东北党组织的呼声越来越高。1941年5月18日，北野营临时党委会向三省委和党中央提出了《东北抗联训练处党临时委员会关于建立东北党及抗日联军统一领导机关之意见书》，认为“东北的敌人是统一的，敌人以统一的领导及统一的军事、政治进攻来进攻我们，我们则不能以统一的计划来反击敌人”(20)。提出东北党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的要求。

　　客观上，1941年后，抗联各部队已集中在两个野营整训，而党组织却仍是吉东、北满、南满三省委并存，这种情况已明显不适应现时的东北抗日斗争的需要。新的斗争环境要求把全东北的抗日斗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正是从主客观条件出发，东北党组织一步步走向统一。1942年4月，吉东、北满省委负责人周保中等人起草了《党组织底改组与集中领导》的文件。着重说明了实现东北党改组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分析了东北党组织的严重现状，提出了实现改组、建立东北地区统一的集中的党的领导机关的办法，“以使硕果仅存的东北党组织和抗联游击队力量是必须更要加紧保持，以便再决战关头起应有的作用，继续其在东北的历史任务。”(21)此后不久，南北野营合并，8月1日，正式成立了抗联教导旅，这就更进一步加快了东北党组织统一的步伐。9月13日，在吉东、北满两省委和南满党的基础上，成立了统一的中共东北党组织――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又称东北党委员会)。东北党委员会除负责教导旅内党务工作外，它还是东北党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领导着全东北的抗日斗争。正是因为有了统一的党组织坚强有力的领导，东北抗联才会保存下来一批骨干力量，为最后反攻东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可靠保证。

　　四

　　东北抗联经过14年的对日斗争，保存下来一批优秀的指战员，他们人数虽少(到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时，约700余人)(22)，但在最后对日作战及中国共产党抢先进入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却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联小部队的侦察活动为苏军对日作战的顺利进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返回东北抗日战场上执行任务的抗联小部队是由抗联野营和苏联远东军共同或分别派遣的。这些小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根据未来对日战争的需要对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情况进行侦察。他们的侦察范围包括关东军的工事位置、数量、质量、人员住所、弹药库、飞机场、桥梁以及军队的数量、调动情况等。如1942年4月，吕英俊和朴长春奉命侦察东宁县附近碉堡群，他们不但摸清了碉堡群周围情况，还敲下了一块碉堡上的水泥，以确认碉堡的坚固程度。对日作战前夕，苏军最高统帅部绘制了边境地带日军防御工事详图，下发给连以上军官人手一册。(23)如果没有小部队的军事侦察活动，仅凭飞机航空照相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当时可能进入东北进行侦察活动的只能是抗联小部队。对日作战中，苏军对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情况了如指掌，战事进展顺利，这与抗联小部队的侦察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小部队人员在执行侦察任务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付出巨大牺牲，为东北光复做出巨大贡献。

　　抗联指战员捷足先登抢占57座大中小城镇的战略要地(24)，打击日伪残余。日本投降后，东北党委员会和抗联制定的作战计划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立即讨论制定了新的计划，将反攻东北改为接收东北，确定了57个战略要地，准备派员接收。在各战略点争取和组织群众，扩大党的影响，重建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武装，恢复党对东北的领导。东北这57个战略要地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联战士大力开展肃清日伪残余和反动武装的斗争。同时，展开建党建军建政工作。到1945年10月20日，已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的抗联已发展到七万余人，并发展了一批新的战略点，为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联在苏军和八路军、新四军之间起到桥梁作用。苏军占领东北后，由于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准许任何部队进入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始终战斗在东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此时，抗联部队同苏军一起回到东北，在各战略点都有一名抗联军官担任苏军卫戍副司令，所有的抗联战士都着苏军军装，有苏军军官证书，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讲俄语。抗联官兵的苏军身份，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东北，与苏军取得联系、达成默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沈阳、大连、长春等城市，抗联人员冯仲云、董崇彬、周保中等利用苏军军官的身份帮助挺进东北的关内干部及部队取得大批武器弹药，并与苏军建立联系，为我军顺利进入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

　　总之，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是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共东北党组织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坚持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同它的前期斗争一样，东北抗联的后期斗争是一部英勇悲壮的历史。让我们永远记住东北抗日联军的优秀儿女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东北全境的解放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注释：

　　(1)《周保中给王效明、王汝起的指示信一一关于形势任务和斗争方法问题》(1940年9月1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8，第338页。该文件汇集是由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共同出版的白皮书,从1988年8月至1992年8月编成,共分为甲65(本).

　　(2)《中共吉东党组织、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召开各地党的干部会议记录》(1941年3月31日-4月1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9，第174页。

　　(3)《周保中关于满洲党工作情况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信》(1938年11月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3，第105页。

　　(4)《中共满洲省委全宗汇集》第46卷，第1246号。

　　(5)《中共吉东党组织、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召开现地党的干部会议记录》(1941年3月31日-4月1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9，第174页。

　　(6)集团部落：日伪统治时期为割断人民群众和抗日武装的联系而强迫建立的居住区。集团部落四周筑土墙或石墙，架铁丝、设炮楼，不许居民随意出入。

　　(7)《李兆麟的意见书》(1941年2月14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1，第52-56页。

　　(8)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409页。

　　(9)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第458页。

　　(10)《中共东北地方组织的活动概述》编写组：《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组织的活动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第111页。

　　(11)金宇钟主编：《东北抗日斗争史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5页。

　　(12)《周保中访问录选编》(未出版)。

　　(13)《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信――关于与中央建立直接联系问题》(1940年3月24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9，第132页。

　　(14)《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3年6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全宗汇集》第48卷，第1328号。

　　(15)王新林，苏联远东军内务部部长，俄文名字为瓦西里，王新林为译音。后远东军内务部长几易其人，这个化名却一直沿用未改。

　　(16)海路，即苏远东军边防军负责人。

　　(17)《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1年5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全宗汇集》第46卷，第1267号。

　　(18)《中共北满、吉东党组关于政治问题讨论案》(1941年5月26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7，第139页。

　　(19)《周保中关于留C中共东北党组织状况及改组的报告》(1942年9月13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4，第54页。

　　(20)《东北抗联训练处党临时委员会关于建立东北党及抗日联军统一领导机关之意见书》(1941年5月14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1，第188页。

　　(21)《周保中在留X党组织领导干部、A野营党委、小组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关于东北游击运动、东北党组织、野营管理问题》(1942年5月18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4，第8页。(22)《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第450页。

　　(23)(苏)弗诺特钦科，《远东的胜利》，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88页。

　　(24)东北抗联指战员在苏联远东军护送下从伯力分赴东北和朝鲜。第一批共170人，于9月6日乘飞机分赴东北哈尔滨、吉林、延吉、朝鲜;第二批共40人，于9月7日由彭施鲁乘飞机赴佳木斯市;第三批共102名，于9月8日由周保中率队分乘四架飞机习抵长春、沈阳等市;第四批30多人，于9月8日由王明贵、范德林等乘飞机到达哈尔滨、大连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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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连捷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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