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战的历史作用简评
刘长江
摘要：东北抗战具有坚持时间长、条件艰苦等特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战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曾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不朽的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东北抗战 评析
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建立。针对日本加紧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及时洞察了日本企图侵占中国东北的险恶用心，提醒国人警惕日本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后，以满洲省委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最快的时间里发出了武装抗日的主张,并始终战斗在抗战的最前线，直至最后胜利。虽然因为经验不足等原因，在东北抗战中也曾犯过严重错误，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战中做出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
一、卓越贡献
1、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侵略阴谋的揭露和早期斗争
在中国东北，国外的势力以日本为最大，满洲省委也把反对日本作为反帝斗争的重点。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日益暴露，满洲省委及时洞穿了日本的阴谋，提醒国人提高警惕。在九一八事变前，不仅敲响了反对日本侵略的警钟，也对日本的挑衅进行了有效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侵略阴谋的侦察和揭露的主体是当时的“满洲特科”和满洲省委。“满洲特科”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门特别委员会派驻东北的分支机构。受中央特科和满洲省委的双重领导。除“满洲特科”之外，满洲省委所属的奉天市委、大连特委、南满特委、东满特委等基层党组织，也都曾派出人选，在各地监视日本活动。
1930年4月，根据各地的侦察情况向中央报告：“在军事上，长春有驻十万兵营房的建筑，关东军司令部移来奉天，会宁大批日本兵驻扎，有十个师以上，现在更有计划地在东满一带收买土匪与白俄，组织大批军队，发给5万枪支。”[1]证明日本正在加紧侵略东北的步伐。
1931年4月，满洲省委向中央报告：日本“要求在满洲五大铁路的建设权。准备大批移民，要求土地商借权、自由居住等等。……在军事上增加军队、建立兵营，在长春野操，以及在沈阳实地演习作战等等。”[2]满洲省委军委对日军的兵力也进行了详细的侦察：“驻扎旅顺3个师团，辽阳原为一个师团，现不知多少，长春有可容5万人的大兵营建筑，铁路沿线不到50里便有一座炮台，许多地方都有兵营建筑。在鸭绿江敷设桥梁，南满建筑双轨，在朝鲜边界设立化学厂……”[3]据满洲特科秘书长赵唯刚的回忆：为了提醒国人和当局警惕日本的侵略，“在(‘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就向上级党组织打了报告。事变前两周给辽宁省省长臧士毅打了报告。”[4]
满洲省委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有效的斗争，诸如刘少奇领导的中东路斗争，奉天纺纱厂等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等等。突出的例子是“九·一八”事变前发生的“万宝山事件”。“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满洲省委立刻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万宝山事件就是日帝国主义预先准备作为藉口出兵满洲的一个阴谋……，与最近日帝国主义三长官会议的结果，朝鲜驻军，满洲驻军改为常驻师团案，将开幕的中日铁道会议中的完成吉会路敷设案，以及关东军司令部移置沈阳案等等都是一贯的策略，不能把他分开，而充分暴露出日帝国主义占领满蒙的企图!”[5]为了提醒国人，满洲省委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滚出满洲、滚出中国”、“赔偿万案、鲜案一切损失”等24个口号。[6]中共中央也于7月7日和12日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万宝山屠杀中国民众宣言》，《中国共产党关于万宝山惨案的紧急通告第一号》，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广大学生、工人及各界民众建立“万案后援会”，并努力扩展到全国。
“满洲特科”和满洲省委对日本侵略阴谋的揭露是深刻而及时的。中国共产党在揭露日本侵略阴谋并领导工人、学生及各界人士开展反日斗争的活动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对日本阴谋的揭露和有效斗争也为“九一八”事变后反抗日本侵略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2、全民族的崛起与抗战初期的中国共产党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1931年9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电文，发出了“事机迫切，国亡无日，是可忍，孰不可忍”[7]的呐喊，表明了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际的强烈愿望。周恩来针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发表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的文章中指出：“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8]说明了全国的“劳苦群众”的普遍崛起。客居巴黎的国民党左派著名人士何香凝，闻知“九·一八”事变 决定立即回国。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指出：“回顾神州，版图变色，皇皇5000年余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9]还有冯玉祥，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等均对“九·一八”事变表现出无比愤慨和坚决抵抗到底的强烈愿望。
令人痛心的是，以剿灭共产党为己任的蒋介石，虽然也洞穿了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10]，却对日本的侵略奉行了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在4个月 里占领了全东北。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满洲省委就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把工人、农民、士兵作为武装抗日的主要力量。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屠杀中国民族的万恶强盗。”其目的是把“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11]。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示满洲省委：“加紧在满洲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
在表明严正立场的同时，满洲省委及各地方党组织开始着手组织各地的抗日游击队。根据当地各抗日武装的不同特点，满洲省委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先是收拢义勇军余部，将其团结改造成游击队的核心队伍，其次是派出得力的党员干部，打进各抗日队伍内部，使之成为受共产党支配的游击队。三是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创建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到1933下半年，东北地区党组织已经组建了海龙、汤原、磐石、汪清 等10多支抗日游击队。
总之“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在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危难关头，不愿做努力的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12]。中国共产党在最早的时间里以最坚决的态度举起了武装抗日的大旗，为中国人民求得解放指明了方向。成为主张东北抗战的唯一政党。
3、“一二六指示信”与东北人民革命军
东北各地抗日游击队的建立，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东北的抗日斗争也曾遭受了较严重的挫折。1933年1月26日，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史称“一二六指示信”。指出：“我们党在东北的反日斗争中总的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13]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建立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主张。
满洲省委及其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了“一二六指示”精神，加强了抗日游击队与救国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的联合与合作，在东满、南满、北满等广大地区与各抗日武装建立了广泛联系，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武装统一战线，东北的抗战形势也有了新的发展。从1939年秋季起满洲省委决定在原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3年9月，南满游击队在磐石县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1934年11月7日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宣告成立。第一军成立后在南满广大地区对日本侵略者展开游击战。[14]
1934年4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在东满改编建成。1935年1月北满抗日游击队在整合地方青年义勇军的基础上建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及第一师。1935年8月8日饶河民众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1935年由周保中领导的绥宁抗日同盟军在吉东地区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五军。1936年1月，汤原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六军成立后在黑龙江佳木斯一带开展了游击战。[15]
至此在满洲省委领导下，已经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1个师，总人数超过万人。[16]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实践，为全国抗战开始后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4、抗日联军是东北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提出：“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17]的主张。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提出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统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1936年2月20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共同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从1936年7月开始，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的6个军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六军。此后直到1937年10月又先后建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七至第十一军。[18]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标志着东北地区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7月杨靖宇和魏拯民在金川县河里地区主持召开东、南满特委及抗联第一、第二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史称“河里会议”)。决定将抗联第一、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会议还决定将东、南满党组织合并组建中共南满省委，魏拯民任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13人为委员。1937年10月，以抗联第四、第五、第七军为骨干，包括第八、第十军和东北义勇军姚振山、救世军王荫武部，共同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1939年5月以抗联第三、六、九和十一军为基础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抗联第二、第三路军分属中共吉东和北满省委领导。
东北抗日联军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同侵略者展开斗争，消灭了大批日军的有生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7年到1945年就击毙敌军18.37万人。[19]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了东北抗战的中流砥柱。
二、严重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战中做出的重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受共产国际对东北形势的不切实际的分析及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干扰，在抗日的过程中也曾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给东北抗战造成重大损失。
1、抗战初期的“左”倾关门主义
“九·一八”事变打破了中国国内原有政治关系格局。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国内的的主要矛盾。在事关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包括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均表现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愿望。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战的主张，赢得了各抗日武装的拥护。一些义勇军强烈希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20]台安、辽阳一带的抗日武装自称反日救国军，公开 要找共产党并接受其领导。[21]曾任马占山部团长的李海青两次派人与中共满洲省军委接头，想得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22]但当时正值“左”倾机会主义占据着中央的领导地位。对各抗日武装希望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要求，采取了拒之门外的策略。满洲省委还曾指示磐石中心县委：“揭露许多胡匪头子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与地主豪绅勾结，甚至来打义勇军红军的罪恶，一直到枪决这些反动的胡匪头子”[23]。这种“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给东北的抗日斗争带来了巨大损失。
2、“北方会议”及其影响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史称“北方会议”)。会上满洲省委的何成湘说明了“关内的许多东西与关外(指东北)不同，满洲已变为殖民地”，阐明东北的革命“在这种特殊、落后的情况下，应该要用特殊办法”[24]的观点。但会议却把这种从客观实际出发的观点作为攻击的靶子，加以批评。会后撤销了坚持正确主张的罗登贤的职务，由李实代理满洲省委书记。中央派给李实要执行的基本任务主要有四项：第一，贯彻执行《北方会议决议》，肃清满洲省委的“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改组满洲省委。第三，在东北坚决建立红军及苏维埃政权。第四，发展罢工运动，搞游行示威，反对日本统治，积极建设基层党团，工会组织。[25]
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满洲省委派人到各地落实“北方会议”精神。在抗日武装上将抗日游击队依次改编为工农红军。在改编或创建工农红军的过程中，将一些救国军、自卫军、山林队等许多抗日武装都排斥在工农红军之外。这种严重的错误，直接阻碍了抗日武装的发展。在农村由于开展土地革命，仿效南方开展抗租、抢粮分粮、吃大户、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等一系列运动，给具有抗日思想的、具有一定财富的农民即广大的中间力量造成巨大伤害。在工厂中搞罢工，举行示威游行等，不仅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也招来日本更加残酷的镇压。
当时的“左”倾错误还体现在党的内部斗争中，其中造成较大危害是源于朝鲜共产党的“派争和反派争”和“反民生团的扩大化”。朝鲜共产党自1925年建立后，曾屡遭破坏，又很快重新建立起来。后建立的党组织都自称朝鲜共产党的正宗，因而出现了许多派系，派系之争曾持续不断。“北方会议”后，满洲省委把个别朝鲜族党员的派系思想问题提升到整个党组织的问题，对曾有派系斗争思想或仅仅是参与过派系斗争的所有人进行了严厉打击，指示东北全党把一切派系斗争分子逐出领导机关之外。[26]这种反派系斗争的过激做法不仅使朝鲜族党员和抗日战士蒙受打击，更给东北的各级党组织造成较大损失。
1932年10月，中共延吉县委在审讯两名日本宪兵翻译时，供出延吉县老头沟区委秘书宋老汉是日本宪兵密探。经对宋老汉进行严刑拷打审讯后宋老汉供认自己为民生团成员。同时供出了许多同伙。在这场反民生团斗争中满洲省委片面地高估了所谓民生团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威胁，认为“东满(以及全满)反革命民生团活动的积极化……表现着东满(以至全满)阶级斗争的非常尖锐和残酷”基于这种认识，满洲省委要求东满“对一切走狗、地主、富农、反革命的民生团分子，一定要用群众的公开审判，监禁，或处死”。[27]按照满委的指示精神，反民生团斗争不断扩大，很多不是民生团者也被屈打成招，结果株连成片，致使2000多人遭到迫害，360多人被错杀。直到1936年3月才得到平息。
3、满洲省委撤销及其后来的“左”倾错误
1933年《一·二六指示信》的发表，在相当程度上开始了对“左”倾错误的纠正，东北的抗日武装有了较大发展，抗日游击区域也有所扩大。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决定于1936年撤销中共满洲省委，组建新的四个省委。撤销满洲省委，组建新的地方省委的目的是使各抗日游击区实现由党直接领导，改变过去地方游击队与满洲省委经常失去联系的不利状况，但由于满洲省委撤销，东北的抗战又失去了党的统一领导，使得几个抗日游击区各自为战，无法形成互相配合的协同作战。1940年4月魏拯民向中共代表团报告说，在1935年秋季中央与北满的关系就已经“完全断绝了……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我们……不知所从。”由于撤销满洲省委的消息没有直接通知各省委，从而导致了组织及隶属关系的混乱，导致北满与吉东特委之间的互相猜忌、怀疑，无法一致对敌。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战后期的“左”倾错误还体现在抗日联军的不顾客观实际的冒险作战上，最为典型的例子是1936年抗联一军的两次连续西征作战。1936年5月抗联一军杨靖宇决定派抗联一军第一师西征。由于敌强我弱，抗日联军又是从山地丘岭地带向平原地区发展，结果在与强大敌人的战斗中遭到惨败，到7月中旬不得不退回原地。第一次西征失败后，抗联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接受上级党组织的错误指示，进行了第二次西征。第二次西征从1936年7月开始准备，11月正式展开行动，到年底遭到彻底失败。西征的主力部队最后仅剩百余人。两次西征失败的根源就是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
三、不朽精神
1、东北抗战的特点
与全国抗战相比，东北的抗日战争具有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同步，坚持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等一些特点。
东北抗战始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当夜，北大营突围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东北抗战从1931年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长达14年。坚持时间长，牵制敌人多是东北抗战的特点之一。
东北抗战的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条件最为艰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东北抗战具有自发的特点，队伍成分复杂，力量分散。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在“七七”事变之前东北的抗战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当局的认可。所以说东北抗战一开始是自发的，队伍成分中有主张抗战的中国共产党，有国民党军队中的少数将领，有山林队，还有以保护私家财产为目的的团练等等;第二，敌我力量悬殊，东北抗日武装面对的是装备精良、战斗经验丰富的日本关东军。东北各抗日武装队伍不仅力量分散，而且武器装备极差，所以东北的抗战很少有与敌人正面交锋的大规模作战，只能是因地制宜，灵活机动的游击作战，其最大功绩在于牵制了敌人的大量的有生力量;第三，与关内相比，东北地区气候寒冷，游击地点多是深山老林，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特点大大加重了东北抗日战争的艰苦程度。
2、不朽的抗战精神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东北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浴血奋战，直至抗战胜利。无数的英雄儿女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祖国的白山黑水。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投江八女等一大批先烈长眠于东北的黑土地上。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他们用生命铸就了不朽的抗战精神，这就是：“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28。这种在战争的烽火中体现出来的不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在强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提出了以武装斗争抗击日本侵略的正确主张，推动并领导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虽然在具体策略上曾犯过严重的错误，甚至给东北抗战造成了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战中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将永垂青史。
注 释：
1、《光子致漫X的信----关于东北局势及经费问题》，1930年9月20日，见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馆存本)。
2、《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4月24日。
3、同2
4、赵唯刚《“九·一八”事变前我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回忆》，见《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5、《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联案宣传大纲》，1931年7月10日。见同1。
6、同5
7、《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1932年东北问题研究会出版)，第3卷，第3页。
8、《九一八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9、《蒋光鼎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10、针对“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曾说：“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忘我整个中华民族。”见1976年台北中央日报社日文译印《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20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7册第396页。
12、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3、《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48页
14、崔泽厚《英明的决策、辉煌的历程》，朝鲜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页。
15、同14，第237页。
16、张万杰《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武装抗战》。见《世纪桥》2004年第4期，第45页
17、《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1页。
18、《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0页至第552页。
19、《九·一八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页
20、《满洲省委关于扩大与深入满洲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向群众揭露国民党卖国事实，反日会的组织对义勇军的影响等问题给中央报告》，中央档案馆、辽宁档案馆等《中共满洲省委重要文件汇编》黑龙江出版社，1962年版，第777页。
21、《团满洲省委传达中央关于满洲事变决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辽宁档案馆等《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黑龙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页。
22、《成湘同志关于满洲目前政治经济状况及群众斗争与党在群众的工作等问题向中央的报告》，见同20，第578页。
23、《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纠正策略上的严重错误，创造南满新苏区，给磐石中心县委的指示信》，见同21，甲12，第63页。
24、李实：《从“北方会议”到<一·二六指示信>》，《中共满洲省委八十周年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25至326页。
25、同24，第327页。
26、《中共满洲省委、团满洲省委关于反派争决议》，见同21，甲17，第118页。
27、《中共满洲省委为反民生团斗争给东满特委与人民革命军及全体同志信》，见同21，甲19，第37页。
作者单位：
沈阳文物古迹保护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