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张瑞强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蛮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制造了柳条湖事件。随即以此为借口，开始炮轰北大营，进攻沈阳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产物，是日本对外推行侵略扩张“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和必然结果。本文拟从考察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的历史发展轨迹入手，探析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如有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便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并逐步形成了以侵略朝鲜和中国为主要目标，进而称霸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所为“大陆政策”。1894年6月，日本乘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朝鲜。7月，日军突然袭击运载中国士兵的英商轮“高升”号，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而战争的获胜使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倍受鼓舞，向外侵略扩张的野心迅速膨胀。有学者指出：“凶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中发了迹，由一个不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迅速挤进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从此更加野心勃勃地走上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道路”。①

　　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国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后在俄、德、法三国的联合干涉下，日本被迫归还辽东半岛，只从清政府手中掠夺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做补偿。但日本对被迫归还辽东半岛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加上此后俄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名乘机霸占了辽东半岛，日本遂决心与俄一战，以重新夺回辽东半岛。经过近十年的“卧薪尝胆”和扩军备战，日本于1904年2月以不宣而战的突袭手段，发动了日俄战争。通过日俄战争，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去了辽东半岛租借全、南满铁路及相关特权，将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为巩固和不断扩大其在东北所取得的侵略权益，从而进一步独霸中国东北，从1906年开始，在东北陆续建立起一系列侵略机构，其中主要有关东厅、关东军、领事馆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这四个侵略机构，分别受日本内阁和拓务、陆军、外务等省的指挥和监督，被称为日本在“满洲”的“四头政治”。他们之间既有分工又相互勾结，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思想文化等方便，进行公开或者秘密的侵略活动，不断扩大日本在东北的侵略势力，成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得力工具。

　　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两度获胜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更进一步增强了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侵略中国的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大。1911年10月，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辛亥革命。乘中国政局动荡之机，日本立即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先后策划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但均以失败告终。而在这两次“满蒙独立”运动期间，日本还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的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利用袁世凯急于称帝的心理，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不仅要独霸中国东北，更是将侵略目标指向了全中国。因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中国政府于1923年1月照会日本政府，宣布《中日条约》无效。至此，日本妄图通过“二十一条”要求独霸中国的阴谋企图终未得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一方面通过扶持皖系和奉系军阀来巩固和扩大其在华的侵略权益，另一方面还在“和平外交”、“经济提携”的幌子下，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1924年6月至1927年4月，币原喜重郎连续出任日本两届内阁的外相。根据一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币原奉行“协调外交”。在对华政策上，则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主张“谋求经济权益的扩张”，从而给日本对华政策蒙上一层浓浓的“睦邻外交”的色彩。但就其实质而言，这种经济侵略与日本此前一贯奉行的军阀侵略只是方式上和策略上的不同，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和扩大日本的在华权益。1927年3月，日本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开始剧烈的经济动荡。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巨变，北伐战争的迅速推进及反日运动的高涨，直接威胁到日本在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特殊权益。在此情况下，币原的“协调外交”在日本国内遭到各种势力的猛烈抨击，被指责是“对华软弱外交”。在内外交困中，若槻内阁于4月17日辞职。4月20日，素以侵华强硬著称的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出任首相兼外相。

　　田中上台伊始，即于4月22日宣布外交方针，决定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一个月之后，田中又以“保护侨民”为名，不顾东方的抗议，第一次出兵山东并占领青岛和济南。6月27日至7月7日，为进一步讨论和决定“对话积极政策”，田中还主持召开了由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大藏省主要官员，日本驻华公使和驻各地的总领事以及关东军、关东厅、“满铁”要员参加的东方会议。经过广泛而又激烈的讨论，最后确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其核心内容就是以防卫“动乱”为借口，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置于日本的武力控制之下。正如东方会议的策划者、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事后所言，东方会议的真正意图就是“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由日本来参与该地的主权，并由日本担当该地的治安工作。如果这样露骨地说，可能招致麻烦，所以给它包上了一层“东方会议”的糖纸。②

　　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将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一个名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奏章，于7月25日上奏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田中奏折》包括21项内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它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亦是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③东方会议的召开和《田中奏折》的出笼，充分暴露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及其实施侵略的具体策略，表明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28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当蒋介石的“北伐军”逼近山东时，田中内阁第二次悍然出兵山东，并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5000余人。面对日本粗暴的武装干涉，蒋介石不敢与日本人作战，指挥“北伐军”绕道进入京津地区。5月18日，田中内阁向张作霖和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备忘录，公然声称：“当战乱进展至京津，并祸及满蒙时，帝国政府为了维持满洲治安，必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④当时，张作霖败局已定，关东军正密谋出兵锦州，以便在张作霖败退关外时解除其武装。而田中政府迫于欧美列强的压力，却准备保留张作霖。迫不及待的关东军便策划、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东北王”张作霖。

　　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的目的，不仅要除掉张作霖，还企图借此造成东北军政局的混乱，然后以维持秩序为名，出兵占领东北。正如时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领事的森岛守人在战后所著的《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中所说：“本来策划爆炸者的企图，并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一个人。主要目的是想乘列车爆炸和张的死亡而引起社会紊乱之机立即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然后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洲问题。”⑤而河本等人的阴线意图之所以没有得逞，除了因为日本侵略者内部意见尚不统一、有关方面还没有准备就绪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奉天当局在事件发生后妥善应变，使日本侵略者无隙可乘。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迅速赶回东北，接掌东北大权，并准备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日本闻讯后极力加以阻挠，在不断派人对张学良进行“劝告”的同时，日军参谋部制定了《参谋部关于应付满洲形势急剧变化的措施方案》，声称：如果张学良不听从“劝告”，就“应断然采取以武力自卫的措施”，“驱逐张学良、杨宇霆等新派人物，帮助成立符合我政策的亲日性政权”。⑥与此同时，驻扎在奉天四周的1.7万日军也连续举行军事演习，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面对日本的粗暴干涉，张学良审时度势，虽然两度推迟易帜，但还是在1928年12月29日毅然通电全国，宣布改旗易帜，使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也使日本自东方会议以来所推行的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政策受到重挫。

　　1929年底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于1930年初开始波及日本，使原本基础就比较薄弱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遭受严重打击，日本国内的矛盾也随之日趋激化。面对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缓和矛盾，日本依据其“大陆政策”和东方会议所确定的“对华积极政策”，加紧进行武装入侵中国东北的各项准备。在中国，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使刚刚复归统一的中国再次陷入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9月，张学良发表拥护中央的通电，派遣东北军10余万精锐部队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后，张学良于1931年4月赴北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副总司令。据统计，当时东北军共有28万人左右，而先后调入关内的部队在14万人以上，留在东北的只有13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还是装备、训练较差的省防军，这就给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东北以可乘之机。

　　进入1931年，日本军政界要人、右翼团体中的法西斯分子倾巢而动，到处宣扬“满蒙是日本生命线”、“满蒙非中国领土”、“武装占领满蒙”等武装入侵东北的舆论，竭力煽动战争狂热。日本军部在向东北调兵遣将的同时，参谋本部制定了《昭和六年度(1931)形势判断》，“强调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陆军省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准备在一年后动手。在东北，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急先锋的关东军先后完成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满蒙问题处理方案》、《关于对参谋本部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之意见》等方案，甚至还制定出具体的《柳条沟(应为柳条湖)计划》，准备在沈阳柳条湖南满铁路线上制造事端，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动军队，一夜之间占领奉天;在列强干涉尚未介入之前，即应迅速占领预定地区”。⑦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后，日本朝野上下大肆渲染“满蒙危机”，为发动侵略战争造势。9月，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巡视和检阅，并多次发表措词强硬的训示。同时，日军在沈阳的演习更加频繁，而且公然以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为目标，气焰十分嚣张。此时的东北已是战云密布，日军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一触即发。

　　如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图谋中国东北，由来已久。甲午战争后即逼迫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只是因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才不得不“将到嘴的肥肉又吐了出来”。但日本并没有放弃对东北的野心，一直谋划“卷土重来”，最后通过发动日俄战争，如愿以偿地将侵略魔爪伸入东北。此后，日本采用各种手段，不断扩大在东北的侵略权益，并最终确立了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的所谓“对华积极政策”。再相继制造皇姑屯事件、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并企图借机出兵占领东北的尝试失败后，关东军决定立即着手解决“满蒙问题”，明确指出“不可等待偶然发生之好机会，要主动制造机会”⑧并制定了具体详细的《柳条沟计划》。经过一番周密的准备之后，终于在1931年9月18 日付诸实施。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之后，日和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而在日俄战争之后，伴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继续膨胀，九一八事变也是必然要发生的。正如中共满洲省委在事变爆发第二天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所言：“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⑨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更是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论断。

　　注释：

　　①刘惠吾、刘学照主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第2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刘惠吾、刘学照主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第7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③南开大学马列主义研究室、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4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中译本，第3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⑤【日】森岛守人著：《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中译本，第2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⑥赵朗编：《“九•一八”全史》，第五卷(资料编上)，第20页，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

　　⑦【日】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全国政协、辽宁省政协、沈阳市政协、吉林省政协合编：《吉林文史资料》第11辑，第170页，1985年版。

　　⑧【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162页。

　　⑨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合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一年七月——一九三二年一月)》，第47页，1988年出版。

　　作者单位：“九•一八”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