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澜波对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性贡献

　　张万杰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员刘澜波投身东北军中，以黄显声秘书身份帮助黄显声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他帮助黄显声镇压汉奸队伍，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制定义勇军的编委方案，收编与改组各地义勇军，同时还支持黄显声坚守锦州。他始终伴随黄显声左右，为其出谋划策，是他的亲信与幕僚，被誉为“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

　　关键词：刘澜波 黄显声 救国会 东北抗日义勇军

　　刘澜波(1904-1982)，辽宁凤城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中共东北军骑兵第二师工委组织部长兼上层工作委员会书记、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东北救亡总会党组书记、安东省政府副主席、中共安东省委书记、中共辽东省政府主席、国家燃料工业部副部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电力工业部部长等职。他工作的每一时期都充满着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帮助黄显声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这段经历并不被人所熟知。由于留存下来的历史资料有限，史学界至今无人对刘澜波与东北义勇军做过专门式、系统式的研究。为此，笔者耗费了大量精力，以搜寻到的新史料为依据，仅就刘澜波从事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实践经历与历史贡献做一初步探讨。

　　一

　　刘澜波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春，他经族兄刘多荃介绍、党组织批准，赴河北商震的32军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任32军秘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虽然商震将军也号召所部“枕戈待旦，准备奔赴前线杀敌”，但刘澜波经过冷静的分析与思考，认为商震部开赴东北前线的可能性不大，另外，在随商震部征战各地时，他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此国难当头之时，十分渴盼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去肩负新的历史使命。于是，他毅然离开商部，径赴东北。

　　途经北平时，刘澜波了解到，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5天，即9月23日，通电将东北军政中心西迁至锦州，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由荣臻担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并授命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组织撤退到平、津两市及分散各地的原军政人员去锦州办公。刘澜波在平期间，恰逢黄显声也到北平办理公务，遂通过同乡、时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的黄恒浩引荐，与黄显声结识。黄显声曾任张学良卫队旅长，1930年被提升为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为张学良所倚重。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他就对日军侵略东北的野心有所觉察，在张学良的默许下，着手扩充各县的公安编制，将所属各县的公安和警察部队统编为12个总队，建立地方公安联防区加强防备;9月初，在日本关东军向辽沈一带日本浪人和在乡军人发放枪支时，他以警务处的名义紧急向全省58县公安队伍发放枪支、弹药;在九一八事变当夜，他指挥的公安警察部队进行顽强抵抗，“为当时沈阳唯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公安部队”。沈阳沦陷后，他痛心疾首，认为是东北军的极大耻辱，表示与“不抵抗政策”誓不两立。锦州军政两署建立后，他希望以此为基础，组织抗日武装力量来抗击日本的侵略。刘澜波与黄显声同为凤城人，其实彼此早有耳闻，如今见面交谈，“二人一见如故，还不只是他们那种特殊的关系，主要是思想、政治上的共鸣：比如对日本人的仇恨心理，对‘不抵抗’政策的愤懑情绪，刘澜波每每为此向黄显声慷慨陈辞。黄显声也是一样，一谈起‘不抵抗’便咬牙切齿!”两人在默契的交谈中自然拉近了距离。黄显声认为锦州政权急需刘澜波这样的有志青年，便诚意邀请他到辽宁省政府工作。刘澜波欣然应允，同黄显声一起赶赴锦州。

　　9月28日，刘澜波到达锦州，即同党组织接上关系。党组织指示他，争取到辽宁省政府工作，以便更有效地“推动辽宁省府和警务处去发动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运动”。刘澜波接受指示，通过黄恒浩的关系进入辽宁省政府，任省政府秘书，以此来开展党的工作。其实，在刘澜波进入东北军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在东北军中开展过工作。1928年，中共党员赵唯刚、刘伯刚等在东北讲武堂开展党的工作;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驻北满博克图、富拉尔基的东北军第15旅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党的活动比较活跃。早期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接受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但当时由于受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党对东北军的工作以兵变为主，经常搞一些“左”的活动。如1931年初东北军第15旅38团举行兵变，结果，满洲省委军委书记韩元波等5名共产党员牺牲，10余人被捕，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力量受到重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相继退往关内，中共河北省委直接派遣党员干部到东北军开展党的工作，刘澜波就是受中共河北省委指派到东北军中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员之一。他很快融入东北军中，以黄显声同乡、省政府秘书的有利条件，与黄显声密切接触，陈述他的抗日主张与想法，其中二人的许多看法不谋而合。在一起共事中，刘澜波为人的热情豁达、分析问题的高瞻远瞩、办事的缜密细致令黄显声十分欣赏，认为他有卓越的政治才干，故格外器重他，许多事情都找刘澜波商议，采纳他的建议，让他负责承办一些具体事务。当时，由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荣臻和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米春霖留居天津、北平，锦州军政两署实际上由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一人主持。刘澜波便帮助黄显声承担起组织抗日武装、抵抗日军侵略的重任，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二

　　东北军除先期入关的以外，主力部队都已奉命撤退关内，辽宁全境不足6个旅的兵力，锦州驻军只有张廷枢的步兵第12旅与辽宁省警务处的公安骑兵总队，骑兵总队因9月18日当夜同日军作战而减员大半。在刘澜波的协助下，10月初，黄显声亲自主持召开了锦州、义县、兴城、绥中等8县公安局长会议，决定抽调各县干警，将辽宁省原有的1个公安骑兵总队扩编为3个，并将这3个骑兵总队集中在锦州北部一带驻扎整训。然后，通令全省其它各县迅速与锦州政府警务处联系，于是“各县公安局长纷纷赶往锦县听候指示”。在此期间，刘澜波不但为黄显声出谋划策，还“通宵达旦地忙碌”，认真地完成黄显声交待的许多重要事务。

　　在改编骑兵总队过程中，刘澜波提出，仅凭辽西一带单薄的兵力去阻止日军的进攻是不可能的，必须动员、组织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辽西、辽南地区原有相当数量的民团、绿林队伍，而且，各县公安局长从锦州返回后，也组织了一些地方民团及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所以在辽宁地区组织抗日义勇军有一定的基础，组建义勇军是可行的。实际上，黄显声主持军政两署以后，深感武装力量薄弱，也在想方设法扩充军备，对于刘澜波的提议，他完全赞成。10月，受日本关东军扶持的汉奸凌印清队伍开赴辽南、辽西，妄图消灭新建立的锦州抗日政权。黄显声与刘澜波商议后决定，派熊飞去争取凌的部下项青山、张海天，智取汉奸凌印清队伍。在公安总队配合下，张、项率部一举镇压了这支汉奸队伍。黄显声亲赴北平，希望得到张学良的支持，将民众武装编制成正规军，然而张学良受“不抵抗”命令的影响，除对消灭汉奸队伍的有功人员给予奖赏外，则“不许将反正部队编成正式部队，只准成立地方部队或义勇军”。刘澜波认为，张学良对于组建义勇军持默许态度，建议黄显声正好借此契机组建抗日义勇军，将民众武装组织起来。于是，黄显声开始致力于组建民众抗日武装，首先以警务处名义委任消灭汉奸有功人员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为第一、第二、第三路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司令，“此东北义勇军之起源也”。

　　在黄显声委任东北义勇军第一、二、三路之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兴起。为加速义勇军的组创步伐，刘澜波受黄显声的委托，以警务处名义起草了对义勇军的“编委方案”，对组编义勇军的程序、奖励办法、经费来源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指出，“1、自备手枪者当可给予月薪现大洋三十元;2、凡率武装匪团一百人以上者，方以上尉待遇之;3、率领武装骑兵二百五十人或步兵五百人以上者，当任为少校营长;4、率领武装骑兵五百或步兵一千人以上者，当任为上校团长;5、不满一百人之部队，当俟与他部队合并，俟达定员额后，派委员检阅，然后付给编成费;6、以上部队可暂时潜在各地化装良民;7、等战争勃发，则可起而妨碍日军行动云”。一时间，到锦州请求加委、请缨抗战者络绎不绝，黄显声给予支持与鼓励，对声势较大的委任为各路义勇军。其中，关于接待、委任等一些具体的事务都是由刘澜波来负责承办的，他按照黄显声的指令，对要求抗战的爱国人士介绍到各路义勇军中，对请求加委的绿林武装分别予以编制，使这些绿林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如第四路耿继周部接受委任后队伍曾发展到万余人，同日军作战时战绩显著;辽东邓铁梅受委任后潜回凤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这支队伍威震辽东，战果赫赫，被日本关东军称之为“东亚之癌”……于是，日军报纸便有“黄显声极力收编匪贼”、“黄显声计统率十县民团八万名，现正积极编组中”这样的报道，到1931年末，经黄显声委任的抗日义勇军达22路之多。毋庸置疑，刘澜波也为义勇军的蓬勃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刘澜波在抗日救亡的第一线帮助黄显声发动东北民众进行武装抗日的同时，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各阶层人士也以各种形式开展挽救东北危亡的东北救亡运动。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9天，即1931年9月27日，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车向忱、杜重远等人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号召、组织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民众开展以“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的抗日救亡活动。刘澜波建议黄显声及时与这个爱国救亡团体保持联络，相互策应，共同开展东北救亡运动。黄显声指派熊飞负责与“救国会”建立起密切联系，黄、熊二人被选为“救国会”委员，熊飞还是“救国会”常委、军事部副部长。“救国会”成立后，将宣传、指导、援助、组建义勇军抗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对于黄显声组建的抗日义勇军给予支持与鼓励。黄显声也非常希望得到“救国会”的指导与帮助，扩大抗日义勇军的规模与影响。12月18日，黄显声赴北平参加“救国会”会议，介绍辽西、辽南抗日义勇军的情况后，将组建和委任东北抗日义勇军事宜交付“救国会”，“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称谓由此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以后，义勇军就在“救国会”的统一领导下，加以委任、改编，逐渐发展起来。到1932年3月，经“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已达54路 (以后增加到56路)，人数十余万。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成为“救国会”领导下的东北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

　　黄显声领导的锦州政权致力于组织、发动义勇军抗日，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1931年11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在击退黑龙江省马占山指挥的军队、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开始将主力转入辽西，兵分三路向锦州进军。结果，黄显声领导的义勇军奋力抵抗，使日军第一次西侵失败。12月初，日军重新制订攻击锦州的方案，部署进攻锦州的战役。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一厢情愿地划锦州为“中立区”，命令驻辽西的正规军撤入关内，锦州一带只留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张学良原想利用“中立区”赢得时间，曾计划把关内的东北军增派到大凌河防线上，在锦凌地区与敌决战，并三次电告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请求支援，然而南京政府却一直敷衍，并无一枪一弹的援助。所以张学良认为，“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必须保存实力，下令将辽西的正规部队陆续撤到关内。

　　刘澜波是黄显声坚守锦州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对于保卫锦州，黄显声认为“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抱着“城亡与亡之旨”，但是省政府内部一些高级官员对于是否保卫锦州一直持观望态度。当张学良下令撤退后，12月29日起，大部分官员随军入关，“高级人员只有省府秘书长黄剑秋、警务处长黄显声及其秘书刘澜波”。刘澜波坚决主张保卫锦州，支持黄显声提出的“以攻代守”的提议，随黄显声到大凌河一带布防，帮助黄显声积极部署各地义勇军，准备迎战进犯之敌。黄显声得知日军第八师团集中于皇姑屯、马三家子一带，拟向锦州、山海关进攻时，用电话请示张学良。张学良指示，“不遭攻击，不准撤退，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可率三个总队退入关内”。对此，刘澜波则表示“坚持不退”，当即打电话给张学良，希望他抗战到底。无疑，这也增强了黄显声坚守锦州的信心。

　　1932年元旦，因日军三路进犯锦州，东北军正规部队陆续撤走，锦州城内人心惶惶。在这个危急时刻，为增强民众抗战的信心，黄显声在锦州召集各界人士一二百人，开了一次号召抗日的动员大会。刘澜波受黄显声委托发表演讲，他希望与会者要担起责任，把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各种形式的义勇军进行抗日。他还讲到，辽西有医巫闾山等众多山地，很适合打游击，目前辽西、辽南等地已经组成了许多义勇军，只要大家能团结起来抗日，就一定能把侵略者赶回去。他慷慨激昂的演说，给人以振奋之感，产生了很大影响。与会的一些人回到家乡参加、组织义勇军，后来辽西有几次重大的战役，如在锦西县打死日本古贺队长的战斗里，就有与会的一些人参加。

　　1932年1月2日，日军第八师团开始向大凌河东岸的公安部队发起包围攻击，公安第3总队英勇抵抗，刘澜波也参加了战斗，他在自传中清楚地表述，“打了一次，还活捉了敌人七个”。熊正平在《沈阳、锦州沦陷纪略》中也提到了这7个人，详细说明这7个人是最先渡河的日军，被我军擒获，后来，“日军派古贺骑兵联队向锦西方向来追，我全部人马退至锦西的西南大山中，因车辆不能行走，遂将所俘敌军七名枪毙”。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骑兵军与义勇军孤立无援，黄显声只能率辽宁省政府人员退出锦州，锦州遂告陷落。此时，黄显声最担心辽西走廊各地抗日武装队伍被日军冲散，曾急令部分队伍集合随大部队入关，但尚有一部分义勇军失去联络。为此，他毅然拒绝入关，执意前往北票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总指挥部。黄显声的义举，刘澜波极为感动，以后自传中称“锦州撤退时，对警务处长印象颇好”，于是，他便发动秘书长黄恒浩随黄显声转战北票，以此为基础准备热河抗战。后来黄恒浩由于身体原因而未去热河，刘澜波则随黄显声前往北票。

　　黄显声到达北票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通知各地3万余义勇军队伍一律接受黄显声指挥。黄显声还准备集中朝阳、义县等地军队，“即将反攻大凌河，对日军抗战”。在此期间，刘澜波始终跟随黄显声，不离左右，支持他反对“不抵抗命令”，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撤入关内。直到张学良多次电催黄显声赴滦州重新整顿军务，黄显声才不得不撤走。由于他们先期组织工作有力，东北义勇军已经在东北各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谱写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黄显声因组织抗日义勇军的武装斗争得到“血肉长城第一人”的美誉，而作为黄显声秘书的刘澜波是他积极组织武装抗日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与策划者，将其称为“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也不应为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澜波在帮助黄显声组建抗日义勇军的过程中，经常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使黄显声、熊飞等人开始对共产党有所了解，早在义勇军时期就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过联系。在党内文件中有一篇《张ⅩⅩ关于沈阳、辽阳之间农民、妇女、军人、少先队及义勇军状况的报告》，透露了当年(1932年)党在辽阳组织义勇军开展抗日工作的一些真实情况。其中，共产党员张××向党组织汇报，熊飞“曾令华大学生王忠恐找共产党，在头几天团市委曾经转(通)过熊飞找关系”。熊飞是黄显声的心腹，一直秉承黄的旨意开展救国活动。这说明黄、熊二人在刘澜波的影响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并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找寻共产党)来开展东北救亡运动，以达到挽救东北危亡、光复故土的目的，而刘澜波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注释：

　　刘多茎(1899-1985)，字芳渡，辽宁风城人，东北军爱国将领。曾任炮兵排长、张学良卫队副队长、61团团长、105师副师长、师长等职，深受枨学良的信任。全国解放后曾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

　　商震《1891-1978)，浙江绍兴人，国民党爱国将领。曾任绥远代理都统，河北、山西、河南省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华北第二军团总指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套办公厅主任等职。1941年以后，商震主要从事外交活动。1949年被免职，自此定居日本。

　　黄恒浩，字剑秋，黄显声的三权父，丸·一八后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

　　中共河北省委，中共中央驻北方地区党的领导机构。1930年12月29日成立，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机关设在天津，领导地区基本包括夸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北京、无津、内蒙古、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党的组织和工作。

　　熊飞(1986)，东北军爱国将领。九·一八事变时任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警察总队长，事变后受黄显声的指令，率公安总队开赴锦州。由于他在镇压凌印清、张学成两股汉奸队伍的作战中有功，张学良盛赞他“又正义、又套平”，赐名“正平”，以后改祢熊正平。解放后任西安市政协常委。

　　※关于是谁最先委任艾勇军的问题，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说法：说法一，温永录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中称“从八县会议结束到11月末仅仅两个月时阃，经警务处和救国会分别加委的规模不同的抗日艾勇军即选三十余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5页)，认为是警务处和“救国会”分别加委的;说法二，王驹、邵宇春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套》一书中则称叉勇军是由“黄显声、熊飞代表救国会委任的”(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9页);说法三，当事人熊飞的回忆中则称“以警务处名义委任的”(熊飞回忆黄显声，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从《王化一日记》推断，黄显声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之称谓加以委任在前，“救国会”以“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之称谓加以委任在后因为，“救国会”在1931年9月末成立时，确实规定了其军事部的任务是发动东北民团、散兵、土匪组织抗日力量，也陆续派出一些人员出关联络组建义勇军，但初期还没将主要精力放在委任义勇军方面。直到12月18日，黄显声到“救国会”介绍辽西、辽南抗日叉勇军情况，讨论“规复计划”后，黄显声才将组建和委任东北抗日艾勇军事宜交付“救国会”。故笔者同意黄显声以警务处名义首先委任义勇军的观点。

　　黄显声向张学良建议，“大凌河已结冰，工事亦欠坚固，与其待敌进犯，何如转取攻势”。(惠德安：《“九·一八”事变北平见闻录》，《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4页)

　　根据《盛京时报》(1932年1月8日)报道，“从来自告奋勇主张以大帮胡匪扰乱奉无治安为己任之黄显声则竞单独前往北票地方，姐谩自卫艾勇军总指挥部。”辽阳义勇军，属东北义勇军第六方面军，总指挥为熊飞。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二集).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433页。

　　刘澜波自传，中组部档案室存。

　　黄恒浩回忆，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

　　室存。

　　杜介雨：《回忆讨日光复军》，中共辽阳市委党史办

　　编：《辽阳人民抗日斗争史》，1995年(内部印刷)。

　　卢广绩：《回忆刘澜波》，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

　　史所资料室存。

　　刘澜渡：《参加革命小传》，中组部档案室存。

　　参考中共东北军党史组蝙：《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5页;宋蔡：《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中共东北军党史组鳊：《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张德良、周敷主鳊：《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17页。

　　熊正平：《沈阳、锦州沦陷纪略》，《文吏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6月。

　　《盛京时报》.1931年10月7日。

　　卢广绩：《回忆刘澜波》，未刊稿，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熊正平：《沈阳、锦州沦陷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6月。

　　《救国旬刊》第23期，1932年10月10日。

　　刘澜波自传，中组部档案室存。

　　《盛京时报》，1931年12月26日。

　　吕正操、万敷、宋黎、郭峰、黄中：《黄显声》，王技挺等主编：《北大英烈》(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2页。

　　《盛京时报》，1931年12月26日。

　　《盛京时报》.19 31年11月27日。

　　潘喜廷等著：《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茅65页。

　　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1页。

　　依据王化一日记(12月18日)度阎宝航：《东北抗日义勇军概况》(阎宝航纪念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的有关内容整理。

　　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东三省义民血战记》，1932年。

　　惠德安：《“九·一八”事变北平见闻录》，《迂宁文史资料》第7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

　　张学良：《致于学忠第一军司令部令》(1931年12月21日)，毕万闻等编著：《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义勇军撤退中之锦州》，《申报》，1932年1月7日。

　　熊正平：《沈阳、锦州沦陷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6月。

　　卫之、《满怀深情忆澜波》，周平生、安克成主编：《回忆刘澜波同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1页。

　　熊正平：《沈阳、锦州沦陷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6月。

　　刘澜渡自传，中组部档案室存。

　　卫之：《满怀深情忆澜波》，周平生、安克成主编：《回忆刘澜波同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1-72页。

　　刘澜波自传，中组部档案室存。

　　熊正平：《沈阳、锦州沦陷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6月。

　　刘澜波自传，中组部档案室存。

　　《盛京时报》，1932年1月8日。

　　《张××关于沈阳、辽阳之间农民、妇士、军人、少先队覆义勇军状况的报告》，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缟：《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1988年3月，啥尔滨呼兰印刷厂印刷(内部资料)。

　　作者简介：

　　张万杰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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