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论“九·一八”和东北抗战

　　尚金州

　　摘要：在“九·一八”10周年和11周年之际，周恩来两度为《新华日报》起草纪念社论，明确界定了“九·一八”和东北抗战的历史地位;深入分析国内外和东北地区形势，指出东北抗战必须坚持和必然胜利，指示东北人民坚持自力更生，战胜黎明前的黑暗。成为指导抗联后期斗争的重要文献之一。

　　关键词：周恩来;《新华日报》;九·一八;东北抗战;东北抗日联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14年抗战的光荣史册上，铭记着周恩来的不朽功勋。早在“九·一八”之际，周恩来就承担了党中央领导东北抗战的主要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一起，时刻牵挂着“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民族死敌作长期斗争的亲爱的同志们”。[1] 1941年和1942年，在东北抗日斗争最为艰难的时刻，周恩来两度为《新华日报》起草“九·一八”纪念社论，即《“九·一八”十年》和《第十一年的“九·一八”》。以下简称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周恩来明确界定了“九·一八”和东北抗战的历史地位;深入分析国内外和东北地区形势，指出东北抗战必须坚持和必然胜利，指示东北人民坚持自力更生，战胜黎明前的黑暗。这两篇文章通过《新华日报》传入东北后，成为指导抗联后期斗争的重要文献之一。

　　(一) 明确界定“九·一八”和东北抗战的历史地位

　　“九·一八”的枪声，对于中国、日本和世界，都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标志。日本帝国主义14年侵略中国和世界的不义之战，中国人民14年抗日救国的正义战争，无不以“九·一八”为开端。以侵略和反侵略为主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以“九·一八”为导火线和亚洲策源地。在两篇文章中，周恩来以简洁的文字，言简意赅的界定了“九·一八”和东北抗战的历史地位。对于日本，“九·一八是世界侵略战争的导火线”，[2] “十一年前，北大营的炮火，证实了法西斯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世界的侵略祸首”;[3] 对于中国，“九·一八”奠定了中华民族作为东亚反侵略先锋的地位，“抗战目的，是要达到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就是说，起码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不赶走日寇出境，不恢复东北失地，决不能停止抗战。这是全国军民一致的呼声，这也是东北同胞日夜萦思十年奔波的目的”;[4] 尤其重要的是，周恩来还站在整个世界格局的高度，阐明了“九·一八”和东北抗战的世界意义：“东北是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最先爆发的火药库，但，也许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结束的场所，而目前又正是日寇企图进犯苏联的一个缺口。东北的得失，具有世界的战略意义，这也就更加重了我国‘消灭伪满，收复东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年九·一八的标语)的任务和东北同胞的责任”。[5]所有这些论述的正确性，早已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实践所证明。

　　(二)分析国内外形势，指明收复东北必须坚持自力更生原则

　　收复东北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任务，也是区别抗战到底和妥协投降的试金石，但也同整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一样，收复东北的历史重任，必须依靠包括东北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去完成。在两篇文章中，周恩来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收复东北必须坚持自力更生。

　　“九·一八”10周年和11周年虽只有1年之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下，国际形势却有着根本性的变化。在“九·一八”10周年之际，正值日美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之时，日本法西斯一方面以谈判烟幕掩护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准备，一方面又极力营造“日美妥协”的气氛，甚至表示在美国承认包括伪满在内的日本侵华权益的前提下，愿意向美国作出相当让步。一时间造成“日美谈判一起，又复使太平洋上的疑云密布……我们却也不能轻于置信日美谈判一无妥协可能” [6]的复杂局面。对此，周恩来一方面指出日美基本矛盾无法调和，指出美国如对日妥协，势必“加强日寇的国防力量和生产，转去威胁英美，待机南进，此不仅大失中国人民同情，抑且养虎噬人，自食其报”。[7] 另一方面，针对国内一些人特别是国民党当局把抗战前途系于日美谈判的错误认识，周恩来严正指出：“而日美谈判甚至妥协，不过是一时阴霾，世界上反侵略胜利的光明，并非遥远”，[8]痛斥：“将我们最大的甚至于一切的注意力，放在国际的变动上面，将我们全民族的命运，押输赢于他人的赌博场中，这是无可救药的奴隶根性，决不是我大中华民族抗战四年来所发扬的独立自尊的精神;所以欲纠正目前因日美谈判所引起一种惶惑和屈服的心理，必须从加强自力更生的信念入手”。[8] 不仅如此，由于这种发源于国民党当局的“惶惑和屈服的心理”已经成为分裂、妥协、倒退的借口和论据，“有意或无意的传播了敌伪乃至某些分子的谣言攻势，以动摇我们抗战阵容”， [9] 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对于牢记“九·一八”的血债，完成“消灭伪满，收复东北”的神圣使命，具有尤其严重的意义。

　　进入“九·一八”11周年，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过包括东北人民在内的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流血牺牲，已经“打出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确定的胜利前途”。 [10] 在《第十一年的“九·一八”》中，周恩来写道：“今年‘九·一八’，东方的反日战场已经展开，胜利的前途已经确定，东北同胞的希望的实现，便非遥远了。这不能不是东北同胞十一年来最大的安慰和鼓励，也正是全国同胞所共有的兴奋”。[10] 但是，国际形势的有利，并不意味着收复东北的任务可以依赖他人的恩赐而完成，恰恰相反，“东北的得失，具有世界的战略意义，这也就更加重了我国‘消灭伪满，收复东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年九·一八的标语)的任务和东北同胞的责任”。

　　在分析国内形势时，周恩来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既定方针和收复东北的坚定信念。他指出：“我们中共党人，历来是坚持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方针。十年来，我们呼吁团结御侮，抗日救国。抗战后，我们更主张加紧团结，加强国力，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东北失地。在今天，我们更应强调自力更生，准备反攻，反对俯仰依人，反对悲观失望……在纪念‘九·一八’十年的今天，我们更向东北同胞声明，特别向流亡的东北人士声明：我们誓愿和你们肩并肩的抗战下去，一直打到东北原野，一直打到鸭绿江边，把东北人民从敌伪铁蹄之下解放出来，把东北领土归还到中华民国的版图，这是我们纪念‘九·一八’十年的决心，也是你们‘九·一八’十年来梦寐所不能忘的志愿!” [11] 同时，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有效的揭露蒋介石集团暗中妥协，以“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为满足的出卖东北的阴谋，周恩来还在《“九·一八”十年》中以较大篇幅，引用了蒋介石在各种公开场合发表的抗战言论中有关收复东北的论述，并加以肯定和阐释，从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蒋介石集团面对“自食其言”的骂名和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压力，不得不有所顾忌。

　　(三) 高度评价和深入分析研究东北抗日斗争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党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就失去了组织联系，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仍一如既往地关心东北抗联和东北人民，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党中央多次给予高度评价，在《“九·一八”十年》中，周恩来写下了这样满含深情的文字：“我们于此，敢以最大的关怀和眷念，遥寄给在苦难中的东北同胞和在苦斗中的东北义勇军。我们更以最大的同情和热忱，致敬于在苦干中的东北流亡人士：你们是东北的孑遗，你们是东北的孤臣孽子。海可枯，石可烂，你们的民族正气，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12]

　　“九·一八”10周年和11周年之际，正值日本法西斯以70万“关东军”重兵严密统治东北、抗联后期斗争极端艰苦之时，东北战场已成为全国总抗战中敌最强我最弱的环节。对于东北抗日斗争的严峻形势，党中央极为关心。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多方收集资料，分析研究东北抗日斗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在充分肯定东北抗日斗争必胜前途的同时，始终对于“胜利的前夜，不是没有困难的，而且黎明前的黑暗，正有着一段极大的困难” [13] 具有清醒的认识，在《第十一年的“九·一八”》中，周恩来指出了东北抗战当前面临的五大困难，这就是：“东北流亡人士与关外的联系已一天天减少，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到关内来的尤其到大后方来的更一天天困难，关内的东北健儿正在各战线上为国血战，关外的义勇军处境日艰，且更难得到内地的接济和联系，而日寇又正以重兵统治东北，对人民肆行镇压和剥削，在人民中间悲观失望的和受其欺骗而生幻想的并非无人”。[14] 指出这些困难虽不能改变东北抗战的必胜前途，但它们的存在“对于打回老家去和胜利后的建设，总有着若干障碍”。[15]基于这些现实，周恩来更加强调从东北的实际出发，“东北究竟是首先沦陷而且是沦陷了十一年之久的省区，与其他各沦陷区终有时间上和程度上的差别。这一个差别，决定了‘消灭伪满，收复东北’有着比其他沦陷区更多的困难，而且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工作”。[16]为解决这些困难，周恩来一方面敦促国民党当局从抗战大局出发，予以领导和协助，另一方面更强调寄希望于东北人民，在当时中共中央已与东北抗日联军完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周恩来尤为注重流亡在关内的东北爱国民主人士和原义勇军领导人的作用，号召他们努力团结东北同胞，动员足以收复东北的力量，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情况下，预先考虑和准备“如何在打回老家去的过程中，团结起胜利后足以建设东北的力量”。[17] 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的所有这些论述，更加鲜明的指出了统一战线对于东北抗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继毛泽东“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 [18]的论述之后，进一步划清了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路线在指导东北抗战中的界限。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东北人民14年抗日救国斗争的唯一领导者。八路军不仅在毗邻东北的华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而且早已突入东北地区境内，建立了冀热辽根据地，与东北抗联构成了遥相呼应的态势，在《第十一年的“九·一八”》中，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对于最终收复东北的坚定信念和决定性作用：“我们中共党人，八路健儿，最大多数都坚持抗战在华北敌后，有些，更游击在长城内外，在热河地区，那已经接近东北的原野了。我们愿向东北同胞重述去年今日的誓言：‘我们誓愿和你们肩并肩的抗战下去，一直打到东北原野，一直打到鸭绿江边，把东北人民从敌伪铁蹄之下解放出来，把东北领土归还到中华民国的版图!’” [19]

　　(四) 周恩来两篇文章对抗联后期斗争的指导作用

　　周恩来的两篇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后，经过新疆和苏联，陆续传到东北抗日联军。成为指导抗联后期斗争的重要文献之一。

　　在党中央已与东北抗联完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周恩来的两篇重要文章之所以还能对抗联后期斗争发挥重要指导作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周恩来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高度评价，对振奋抗联军心士气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中指出的：“他们偶然读到了关内报纸上写的海可枯、石可烂，决不忘掉了东北义勇军同志们和打到鸭绿江边去的句子，更加坚实了他们的信念，更鼓舞他们最后的勇气”。[20] 其次，周恩来在文中对东北抗战重要历史地位的论述、对东北抗战必须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论述、对东北抗战必胜前途的论述、对必须正视东北现实，分析解决当前主要困难的论述、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最终收复东北中决定性作用的论述，都是切合于东北实际情况的，这对孤悬敌后、急需指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来说，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最后，东北抗日联军尽管条件异常艰苦恶劣，但始终坚持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武装的基本性质，特别是经过1938年后反对赵尚志“左”倾关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错误倾向斗争的有力锻炼，东北抗日联军全面贯彻遵义会议、1937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政治路线，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自觉接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贯彻到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实际中去。由于这一切原因，周恩来的两篇文章受到抗联同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贯彻，对抗联后期斗争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周恩来的两篇文章传到抗联后，立即被周保中指定为抗联政治学习主要教材，并亲自组织部队认真学习研究。1942年4月10日，在致季青(抗联第5军政委)和金日成等的信中，周保中指示：“如果你们那边能够经常得到‘新华日报’，你们应充分利用该报来作政治生活的参考材料。此间给你们抄送新华日报社论三件……其余两篇‘九·一八十年’和‘论苏德战争和反法西斯斗争’(即周恩来《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发表于1941年6月29日《新华日报》)——引者注)。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但是论文的内容，有重要原则性，代表中共党中央的政治意见和主张。这两篇也希望加以深刻的领会和作为目前生活中的政治参考”。[21] 1942年7月7日，在抗联野营纪念“七七”5周年的报告中，李兆麟以周恩来的论述为指导，号召抗联部队加紧训练，力求进步，不为当前困难所吓倒，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以期担负起未来解放东北的光荣任务。他写道：“未来更伟大的斗争，更是当仁不让。虽然目前我们武装力量残存有限，群众联系隔绝到惊人的程度。但是根据目前东北广大人民抗日情绪猛烈上升，日寇的血腥统治益趋糜烂，什么力量也压不倒继续发展着的抗日新潮水。另外，抗日联军和中共在人民中的影响是继续存在和生长的事实。这正是说‘细流可以汇百川’。我们既不轻视以上的事实，我们就要勇敢担负起党和人民所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既经认清客观环境的复杂，革命责任的重要，我们就应该加紧学习革命导师的理论武器和革命先驱的经验教训来武装自己。加紧党的团结和群众的一致性，抛弃游击主义习惯，力求生活行动的正规军化。就是说，要加强自己的战斗性，来纪念伟大‘七七’五周年的最好办法”。[22]

　　周恩来两篇文章对抗联的指导作用，不仅体现在抗联文件上，更表现在抗联后期斗争的实际中。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他们从东北实际出发，把主力隐蔽整训和小部队活动结合起来，承受了无数的打击和挫折，始终坚持在东北前线，“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23]为最终光复东北做了充分而必要的准备。在1945年的大反攻中，抗联部队积极配合苏军和八路军，率领东北人民揭竿而起，给予日本法西斯以最后致命的一击。周恩来关于东北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结束地的预言，在胜利的凯歌声中成为了现实。所有这些，正如周恩来1946年4月22日同马歇尔谈话时指出的：“历史上东北的游击战是有过很大的发展的。在九·一八以后到抗战以前，东北的游击战在中国是十分有名的。抗战爆发之后，东北的游击队削减了一些，但直到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日本的报告仍不能不承认其有广大的活动。同时，八路军这时早已开到了辽西，建立了冀热辽根据地。在日本投降之前，东北的西部便有了八路军，其东部和北部仍有打散了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的数量虽不大，但有着很大的潜势力。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们缴获了许多枪支，解放了广大的人民”。[24]

　　注释：

　　[1] 编写组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料》 (上) 182页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9] 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选》 353、412、413、354、355、356、357、358、359、352、413、414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3。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卷 107页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20] 编写组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 452页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21] 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周兴、牛芷萍总编：《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 (下) 506、507页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

　　[22] 中央档案馆和东三省档案馆合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7卷 166、167页

　　[23]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1034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258页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作者简介：

　　尚金州 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电话：13894813482、18842300126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86号 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

　　邮编：110031

　　邮箱：shangjz78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