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起点问题考析

　　高 建

　　内容摘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唯一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虽然在国家层面已经有了明确的认定，但是在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没有统一认识。本文力求使用历史史料，证明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

　　关 键 词：中国 抗日战争 起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唯一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然而，对于这场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起点问题，在中国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没有形成共识。即使是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时段是从1931年至1945年的14年，“七七事变”前6年是局部抗战，后8年是全面抗战在政府方面有了定论;但是，这种观点在史学界不但没有统一，反而引发了新一轮讨论热潮。本文拟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简要回顾和分析，并利用近年来搜集的新史料，证明“‘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一、对于中华民族抗战起点问题探讨的回顾和分析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起点问题的探讨出现过多种不同观点。回顾国内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归纳起来可分为三个阶段，包涵十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阶段 改革开放前

　　沿袭“八年抗战”说，认为1937年“七七事变”为抗战的起点。

　　第二阶段 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

　　改革开放后，关于中国抗日战争起点问题作为史学界探讨的一个热点，七七说这一传统的说法被打破，部分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1、“九·一八”说，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抗战的起点。

　　2、长城抗战说，认为1933年3月国民政府所属部队参加的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战的起点。

　　3、“一二·九”说，认为1935年由日军蚕食侵犯我国华北引发的“一二·九”全民爱国运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

　　4、“西安事变”说，认为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5、“七七”说，坚持认为七七事变为抗战起点。

　　6、“八一三”说，认为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战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7、“八一四”说，认为1937年8月14日蒋介石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标志国共合作抗日局面最后完成。

　　8、“对日宣战”说，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是中国抗战的开端。

　　第三阶段 2005年至今，主要以“七七”说和“九·一八”说为讨论的重点

　　近年来史学界重点围绕“九·一八”和“七七”两种抗战起点观展开讨论，从不同渠道发表的文章很多。2006年《抗日战争研究》在第1期上开辟“问题讨论”栏目，同时刊载两篇讨论抗战起点的文章：一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振鹍研究员持八年抗战、“七七”起点说的《抗日战争：八年还是十四年?》;另一篇是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刘庭华研究员持“九·一八”起点观的《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之后，在2010年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新华文摘第12期开辟“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争鸣”栏目，也同时刊载了两篇关于抗战起点的文章：一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景忠研究员持“七七”抗战是中国抗战开端观点的《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再研讨》;另一篇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程舒伟教授持“九·一八”起点观的《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几点认识》。

　　归纳起来，持“七七”起点观者认为，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中日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开始全面抗战。抗战胜利后，“八年抗战”说便沿袭下来;持“九·一八”起点观者则认为，随着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华开始，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抗日斗争也开始了，从“九·一八”事变起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分析史学界关于中华民族抗战起点问题未能形成统一认识的原因很多，各家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但通过梳理会发现其中主要原因有：

　　1、对“中日民族矛盾何时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存在争议

　　要解决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首先要解决中日民族矛盾何时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事实是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就开始了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是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违道而行，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致使国共两党把主要力量用于“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于是，从外在表现上看，好象国内的阶级矛盾比外族侵略带来的民族矛盾更激烈。但是，实质上不是这样，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的国家，无论何时，东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外族的武装侵略，无论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标准来衡量，都不能改变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

　　2、对抗战起点和全面抗战起点的概念混淆不清或偷换概念

　　如坚持“七七”说者往往以“七七事变”为抗战起点始论，但在论述过程中却又归结到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而有的学者首先肯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战毫无疑问已经开始了”,但又反过来强调对于全国来说这只是局部抗战,抗日救亡并没有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流”等等，在论述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了偷换概念的现象。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起点”这个概念。就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说，都包括发生、发展、结束3个阶段，其中每件事情的起点只能有一个，不会因为事件本身开始的时候涉及的范围或是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就可以先有一个起点，然后等涉及的范围全面了、影响大了的时候就又算一个起点。再则，古往今来、国内国外，纵观任何一次大规模战争，无不是从局部开端，发展为全面战争。可见，抗战的起点完全可以不必是全面抗战的起点;并且讨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可以不涉及全面抗战局面形成问题。因此，如果我们以“中国抗日战争起点”为讨论范畴，则只会得出一个结论“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战的起点”。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从理论上理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中国抗日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它唯一一个起点，之后发生的一切跟抗战有关的历史事件都是抗日战争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严格地说，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起点问题的探讨及一切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都应以史料为先，使历史有依据。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由于没有新的史料，长期以来探讨大都是在理论上进行的，也就缺少了利用史料来进行论证的无可辩驳性，这也正是观点未能统一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此，本文力争通过近年来搜集的几种新的史料，来证明“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二 、 20世纪各国主要代表人物的相关论述，证明“九·一八”事变既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是中国抗战的起点;同时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源头

　　1、毛泽东、周恩来明确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侵略战争，是1931年至1945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起点。

　　1931年10月21日周恩来在《红旗周报》第20期上以“伍豪”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的文章，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主要代表人物发表的第一篇阐述“九·一八”事变的文章。文中说道①： “日本帝国主义为要加紧太平洋世界大战的准备，所以首先便要完全占据满洲，以巩固它作战的后方。这样，使中国群众也就认识世界大战的祸害，首先是落在中国的民众身上。”

　　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②：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从残酷的飞机大炮的屠杀中占领了东三省与热河……”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又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2、原苏联主要代表人物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没有向中国宣战的战争。

　　斯大林在1938年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论述道③：“……于是(日本)决定乘机来逼迫防卫能力薄弱的中国，企图把它征服而成为那里的主宰。日本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向中国宣战，却狡诈地利用他们自造的”地方事件“，象行窃似地把自己的军队开进满洲……”

　　3、美国主要代表人物认为“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威廉·福斯特在所著的《三个国际》一书中说④：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他们(日军)占领了沈阳，几个月之内他们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4、朝鲜主要代表人物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战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开始。

　　金日成在所写的《回忆录》中说⑤：“九·一八事变不仅震撼了朝鲜和中国，也震撼了全世界。在日本鲸吞朝鲜时大为惊愕的世界，为‘九·一八’的炮声又一次发出了悲鸣。人类把它看作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开始。”

　　5、日本共产党领袖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的开端。

　　1943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6周年之际，当时身在中国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通过广播向日本人民做了题为《为什么反对战争》的宣讲，其中文译稿当天刊登在《解放日报》头条位置上。他说⑥：“回过头来看一看‘满州事件’吧。

　　军部向人民说这个战争是为了‘建立乐土’……(日本)同胞们‘满州事件’、‘中国事变’、‘大东亚战争’──战争就是这样扩大了……”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抗日战争起点问题之所以存在诸种不同观点、不能统一认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作为行为主体的日本侵略者别有用心地将1931年9月18日发动的武装侵华战争，说成是“满洲事变”，以此来混淆视听。其实，他们对外宣称的所谓“满洲事变”、“中国事变”的说法，是为了掩盖发动战争的罪责、欺骗世界人民、逃避国际社会的制裁及其它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实际上日本侵略者内部始终是将“九·一八”事变作为战争对待的，这一事实从日本方面的档案史料中屡见不鲜，在这里笔者就不多述了。并且，战后一直以来在日本国内史学界，许多权威学者将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表述为“十五年战争”，如井上清等人在其所著的1959年版《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中写道：“9月18日夜里十点，在沈阳北郊柳条湖发生了一连串低微的爆炸声。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种音响，注意到的人也认为是连日进行的军事演习而已。然而，这次枪声竟成了后来持续了1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这里，日本方面的15年战争是指包括1931年在内至1945年的15个年头;而中国方面的14年抗战，是指从1931年开始，到1932年算1年，直到1945年的14个整年，中日双方的计算并不矛盾。

　　三、中日双方的新史料证明，“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在我国史学界以往的研究中，狭义的“九·一八”事变往往只是指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武装侵占沈阳城。广义是指1931年9月18日后日军武装侵占中国东北。而根据日本方面的史料看，他们所谓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在狭义上是指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发生与奉天、长春附近之战斗”;在广义上是指包括日军占领全东北的过程。可见、中日双方对“九·一八”事变的定义基本相符，只是在狭义的概念上有一点区别，中方是指北大营及沈阳城之战;日方是指“奉天、长春附近之战斗”。

　　在日本方面的档案史料中，多见这样的记载：“事变发生与奉天、长春附近之战斗”。事实上，从1931年4月份开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及奉天特务机关长助理花谷正在着手制订一系列具体的行动计划时，就制定了由花谷正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制定爆炸柳条湖铁路的行动计划;由石原莞尔制订进攻北大营和攻占沈阳、长春、吉林的作战计划;由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制订在吉林、哈尔滨制造暴乱行动的计划。整个侵略计划的特点是行动迅速，要求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既成事实。可见，在计划之初，日军就是将柳条湖事件及“奉天、长春附近之战斗”作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整体计划而实施的。本文便以“事变发生与奉天、长春附近之战斗”为出发点，利用新的史料来证明“九·一八”之夜随着日军的武装入侵，中国守军在第一时间打响了中华民族抗战的枪声。

　　(一)日本方面新史料证明“事变发生与奉天、长春附近之战斗”，日军进攻之处受到了中国军队的有效抗击。

　　由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同靖国神社在昭和八年(1933年)九月十八日共同发行，详细记录1931年“九·一八”之战经过及日军战死者情况的《靖国神社忠魂史》第五卷史料、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昭和七年(1932年)十二月二十日发行的《关东军纪念写真帖》史料及北大营之战日军战死者相关的历史照片等，为我们提供了史证及实证。

　　日本陆军的主要建制为师团，下设联队，为基本作战单位，每个联队除了野战部队(进行战斗的部队)，还设有护旗中队及专门负责战场搜救的部队。每次作战后，专门进行战场搜救的部队将战伤、死亡情况清点清楚，然后由部队中的专门人员将包括战斗经过、战死者死亡时间、地点及身份认定等的详细材料，进行整理汇总，经所在联队确认后统一上报给所在师团，再经所在师团审核盖章，上报给日本陆军省。名单经陆军省最终审定后，陆军省的批示分一式两份，一份送陆军省下属的兵役局，由兵役局来实施给战死者家属的抚恤，包括发放证书、抚恤金等;另一份经过公示后，便送往靖国神社祭祀。可见，只有最后经过日本陆军省认定的战死者，才可以进入靖国神社，反过来说，战死者进入靖国神社后，便可以成为该战死者身份的一种认定，得到社会和公众的承认。因此，日本靖国神社除了供奉日本甲级战犯外，还供奉着经过日本政府确认的所谓在保护国家战争中战死的军人，它是日本众多神社中唯一一个由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也就是由军队负责管辖的神社。可见，根据陆军省送往靖国神社的战斗经过记录及战死者名单编撰的《靖国神社忠魂史》可以说是日方非常权威、全面的战争史料。

　　《靖国神社忠魂史》第五卷关于“九·一八”北大营之战的经过及日军战死者情况显示⑦：满铁奉天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2大队长岛本中佐，接到河本末守的报告后(1931年9月18日夜，执行爆破任务的河本末守，在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路轨的同时，立即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独立守备步兵第2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立即命令第2大队主力向北大营发起了进攻。夜11时，第3中队主力自北大营西北角向东北军第七旅第621团第3营西方攻击前进……有五六百第七旅官兵据守兵营利用机关枪、步兵炮顽强抵抗，使日军的攻击一时陷入了困境。为此，日军增加机关枪分队以期压制东北军火力……终于于19日上午1时左右占领621团第3营。

　　另一方面，从北大营西侧攻击621团第1营的日军第4中队，迅速进入621团第2营营区，追击步步抵抗同时向东部兵营撤退的东北军……

　　日军第1中队从北大营西南角进入兵营，沿北大营南端攻击前进……

　　第3中队同第4中队取得联系后，接到向北部兵营扫荡并进入兵营东部的命令，第3中队开始向第619团第3营北侧攻击前进，该兵营北端的房屋内传来日语声，日军刚要搭话，就遭到东北军从窗口的猛烈射击……

　　在此期间，第4中队采用夜袭队形向东部兵营前进。19日上午1时40分左右，在北大营练兵场中央道路附近与数目不详的东北军相遇，发生激战。至上午2时半左右进入东北军第620团第1营西南侧。

　　日军第3中队在继续扫荡北部兵营进入东北军第620团第3营东北端时，遭到近距离射击……第4中队向北挺进中又遭到东北军(620团)第2营数百名兵力的袭击，陷入苦战……

　　此时，驻抚顺的日军第2中队于19日凌晨2时50分到达奉天前来增援，协作攻击作战。全部日军于上午6时左右结束追击，集结于北大营东北端。

　　北大营一战，有2名日本士兵负伤死亡，分别是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 伍长 新国六三和 上等兵 增子正男……

　　关于北大营之战日军的死亡情况，从最新发现的5幅⑧珍贵历史照片可以进一步得到验证。第一幅照片拍摄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北大营，照片中北大营的一面墙上写着：九月十八日夜故陆军步兵伍长新国六三君战死之地 是西五米。第二幅是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行的明信片，照片上标明北大营夜袭第一位牺牲者新国伍长之碑(第四中队所属)。第三、第四两幅照片分别是占领北大营的日军在新国六三纪念碑前进行祭奠及对新国六三纪念碑周围环境进行修整的场景。第五幅照片，与前几幅照片相承接，照片上除了新国六三的碑外，又多了一座碑，这座碑就是日军为北大营战役的另外一名战死者陆军上等兵增子正男修建的纪念碑。如果我们将上述5幅照片联系起来思考，就会形成一条脉络清晰的印迹，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大营，在营区内为北大营之战战死者立碑并进行纪念活动的整个过程。这整个过程全部是在日军内部进行的，是一种纯粹的、不参杂其它目的的活动，且照片也全部是日本人自己拍摄的。因此，这些照片本身及内涵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并且，这与《靖国神社忠魂史》中记载的北大营之战日军的死亡人数相互印证，进一步证明北大营之战造成日军死亡的真实性及中国军队抗击的有效性。

　　另外，日军在进攻沈阳的当夜，根据统一制定的计划也同时向驻长春南岭和宽城子的中国守军发动了进攻，在那里日军受到了更加猛烈的还击，这一点可以从我们掌握的新史料中得到证实。根据《靖国神社忠魂史》第五卷记载的“事变发生与奉天、长春附近之战斗”中的战死者名单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昭和七年(1932年)十二月二十日发行的《关东军纪念写真帖》中的“满洲事变战死者”名单相互印证进行的综合统计，日军在“奉天、长春附近之战斗”中被中国军队击毙共计72人，其中，奉天北大营之战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死亡2人(军官1人、士兵1人);长春宽城子之战日军第二师团步兵第四联队死亡25人(军官9人、士兵16人);长春南岭之战日军第二师团步兵第四联队(结束宽城子战斗后转战南岭)死亡5人(军官1人、士兵4人)、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死亡40人(军官14人、士兵26人)。日方的史料，说明日本关东军在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奉天、长春附近之战斗”的过程中，中国军队的反击造成了日军相当的死亡，伤者应该更多，这完全可以说明九一八事变中、日双方的战斗是一次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中国军队在侵略者实施侵略暴行的第一时间揭开了中华民族14年抗战的序幕。

　　(二)中国方面史料证明，“九·一八”事变之夜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北大营东北军官兵成功实施了突围战。

　　中国方面“九·一八”事变的史料，据中方亲历者东北军第七旅第620团团长王铁汉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叙述的：‘九·一八’下午10时一刻钟，忽闻南满铁路方向发生爆炸……我正在团部，判断又系地雷爆发，这是多少天以来，司空见惯的事，本已不再惹人注意。但5分钟后，北大营西墙外手榴弹及断续的步枪声，接着就是炮声。这个时候，才觉得事态并不寻常，当即叫旅部电话，始知旅长在城内，又叫621团电话，已无人接听，复问第619团张团长也不在营。至11时将过，才得知第619、第621团已分别向东山嘴子撤退。我在未奉到命令之前，不能自由行动，只有就营房及已有的简单工事，作战斗准备。到12时，接奉旅长由城内来电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失去联络。‘等候’不等于‘挨打’，敌人向本团营房进攻时，我决心还击，这是‘自卫’必要的手段，虽和‘不抵抗’冲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19日上午1时40分钟，日军步兵200余，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本团接近，炮兵也开始射击本团营房。此刻，适奉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我答称;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抢待毙。荣厅长当即指示：将弹药缴库。我答：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再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让士兵白白送命)。荣厅长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我答：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厅长又指示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全部责任。电话也告中断。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余，已向本团第2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⑨ “突然，在旅部以及第620团附近的林荫道上响起了自卫还击的枪声……而且越来越猛烈了……不久，就看见东围墙上卡子门两侧空隙处，约有几十条枪、机枪喷出愤怒的火舌，指向逼近的日兵。对方的枪声已明显地稀疏下来，这是日军的攻势开始遭到初步压制，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⑩至19日凌晨4时多，第620团在团长王铁汉的指挥下，也从东、北两侧围墙分两路撤退，“从北围墙撤出的620团团部、第3营、迫击炮连、平射炮连等部在墙外遭到日军阻击，早已满腔怒火的官兵立即枪炮齐发，将敌人的火力压住，迅速撤出敌人的火力区。”

　　可见，亲历者对“九·一八”之夜坚守营房、被迫还击，突围撤退情况的回忆，与日方史料在时间、地点、战斗经过等方面均相吻合。

　　结 语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日、中双方的史料相互印证，证明了“九·一八”事变之夜“事变发生与奉天、长春附近之战斗”，作为日本武装进犯中国东北、中日双方的第一次武装对抗，日军进攻之处受到了中国守军的步步阻击。并且日军的伤亡，更加无可争议地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有效抗击。虽然战斗之初，面对敌军的毁灭性进攻，中国官兵被不抵抗命令束缚了手脚，但并没有陷入完全被动挨打和消极、盲目逃生的混乱状态，没有坐以待毙、任人宰割，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他们的头脑中有着清醒的防卫、自卫意识，并进行了有一定组织的有效的自卫反击，从战斗的形式上看是成功地实施了突围战。

　　军人本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违抗军令将受到军法的严厉制裁。但是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军人更要以守土卫国、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当时，两者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就在敌人迎面扑来的危难时刻，接到的还是上级一道道不抵抗的严令，中国官兵经历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情感撞击，尊严将被践踏、生命将被毁灭却不能抗争的压力及愤慨到了极限，最终爆发而出，明之不可为而为之，毅然置上峰“不许抵抗命令于不顾”发起还击，这种在不抵抗军令下的反击更加彰显出了中国官兵朴素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和民族精神。

　　如果我们站在民族的高度来考量，“九·一八”是“国耻日”，同时也是“抗战日”。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都是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1937年七七事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而1931年发生在沈阳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源头。

　　如果我们站在世界的高度来考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性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战争爆发，揭开了其东方战场的序幕，比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点燃西方战场战火早了近8年。作为反法西斯阵营主要成员的中国人民，从1931年开始抗击法西斯阵营主要成员日本侵略者的历史，说明发生在沈阳的“九·一八”事变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注释：

　　①《红旗周报》、1931年10月21日、第20期、第6-7页。

　　②《苏维埃中国》、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5年第二版，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出版、第245页。

　　③[苏]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1年、第370页。

　　④福斯特著、李潞等译、《三个国际》、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77页。

　　⑤《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435页。

　　⑥《野坂参三选集 战时篇》、1963年人民出版社、第330-335页。

　　⑦[日] 靖国神社社务所、《靖国神社忠魂史》(第五卷)、昭和八年九月十八日发行、第530-536页。

　　⑧“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藏

　　⑨王铁汉著、《东北军事史略——“不抵抗”的抵抗》、第115-119页。

　　⑩刘琦等主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9页。

　　作者简介：

　　高 建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研究室主任 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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