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黑水育英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师生的抗日爱国斗争

　　李正鸿 李 莹 郜慧芳

　　摘 要：东北大学是一所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大学。2007年除夕之夜，温家宝总理来到东大看望师生时动情地说：“爱国是东北大学的传统”。1923年诞生的东北大学，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在它发展的前26年时间里可谓命运多舛。它曾经一度辉煌。但是“九·一八”事变却改变了它的命运，使之成为全国第一所被迫流亡大学、内迁大学。面对着国破家亡，东大师生唱着“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的校歌,和着张学良老校长爱国的人生主旋律，高举抗日爱国的旗帜，纷纷奔赴抗日战场，谱写了一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主张国家统一富强的交响曲。

　　关 键 词： 东北大学 师生 抗日

　　东北大学是一所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大学。2007年除夕之夜，温家宝总理到东大看望同学时说：“爱国是东北大学的传统”。1923年诞生的东北大学，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在它发展的前26年时间里可谓命运多舛。它曾经一度辉煌。但是“九·一八”事变却改变了它的命运，使之成为全国第一所被迫流亡大学、内迁大学。面对着国破家亡，东大人唱着“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的校歌,和着张学良老校长爱国的人生主旋律，高举抗日爱国的旗帜，纷纷奔赴抗日战场，谱写了一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富强的历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师生的抗日爱国斗争，正如鲁迅在《友邦惊诧论》中提到“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可见日本人如此仇视东大师生。从白山黑水从“一二·九”运动到“西安事变”，东大师生无所畏惧、舍生取义的壮举，将爱国主义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绵延不绝的爱国主义精神,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东大人不断地团结、奋进、创新。

　　一、爱国主义是东北大学师生代代相传的光荣传统

　　1、为抵抗日本的侵略，培养地方人才，东北大学云破日出 。上世纪20 年代，中华民族处于多灾多难之秋。东北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孤舟。东北处于我国的边疆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强邻觊觎，危机四伏。东北文化、教育发展落后。戊戌变法后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学堂,但是其数量有限。据统计,“九·一八事变前外国人在东北各地所设教育，以日本为最多。日本以外的各国在东北设有学校者，均为教会所主办，收容中国学生，施以相当教育，各级学校除日本人所办学校者外共计34所，以小学为最多。”“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旅顺大连以及铁路附属地，学校林立，由幼稚园以至大学无不具备，形成其文化侵略，以侵害我教育权，因我民众寝寐难忘者也。”⑴相比之下, 东北没有中国人办的高等学府。当时日本以其地理条件的便利，将魔爪伸向东北，不仅进行残酷的经济侵略、资源掠夺，还进行文化控制。东北大学创建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地方人才，建设东北，保卫东北。当日本得知东北要建大学时,竟向奉天当局提出“劝告”:“你们不必办大学,你们要造就理工人才,可以上我们的旅顺工专;学医可以到我们的南满医大;学文法可以到日本去,我们可以给予官费优待及一切便利。”可见帝国主义列强在东北所进行的文化、教育侵略之深。当时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听到日本的抗议后，很生气，“日本人反对，我们必须办，而且要快办。”1921年10月25日，奉天省议会一致通过创办东北大学的决议。张作霖于10月29日即批复同意。东北大学是以“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于1923年4月26日正式创立了。由辽宁省代省长王永江任校长。1928年8月，皇姑屯事件两个多月后，张学良继掌东北政权，兼任东北大学校长。

　　2、张学良的教育思想丰富了东大 “爱国爱校”的立校之本，是东大师生奔赴抗日战场的精神动力。爱国主义教育是东北大学办学的灵魂。1928年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以后，尤为重视教育。他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张学良办教育,就是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抵御外来的侵略。这种办学理念体现了张学良的爱国思想。张学良的教导激励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对学生后来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作用。张学良认为: “校长的天职就是教育学生爱国”。他提出“教育兴国,抵御侵略”、“振兴东北,培养各种人才乃当务之急”。当时东北大学的办学宗旨很明确:“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兼任校长后，张学良捐款合计数百万之多来建设和发展东北大学,他说明了这样做的目的:“我父亲死后留下很多遗产,留下了很多钱,我把这些钱差不多都捐出来了。建设东北大学是我自己拿的钱,还有教育经费,都是我私人拿的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时我的脑子里想:一个国家要富强,主要靠造就人才。教育为基本。”1933年,张学良在赴欧洲考察之前,与东北军部下和地方长官研究收复东北,商议还乡大计时,进一步把东北大学的办学宗旨明确为:“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促进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邦的野心” 。⑵1934年,张学良将军在湖北全省中等学校校长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欲求民族复兴,根本上必从教育着手”。在张学良将军的思想中,中华民族之复兴,在于教育,而教育之宗旨是为中华民族之兴旺、发达、强大服务……张学良在学校建设和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从此，东北大学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当时中西合璧的校园建筑风格;苍松翠柏间的水榭楼台;天高云淡下的百鸟啼鸣;新开河边的朗朗书声;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3、东北大学校徽和校歌是对爱校、爱乡、爱国理念的诠释，是东大人奋斗的精神图腾。张学良出任校长不久便请人设计东北大学校徽。1929年由林徽因设计的东北大学历史上的第二枚校徽为盾形,以白山黑水作背景,象征美丽富饶的东北,以盾形昭示东北大学肩负的保卫和建设祖国东北的神圣使命。它不仅标明东大的地理位置，突出了地域特色，而且凝聚了浓重的爱国主义色彩。

　　1929年张学良请刘半农先生作词、赵元任先生作曲的东北大学新校歌，将“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明确写进歌词之中，是东大人代代相传的爱国火炬。“白山兮高高,黑水兮滔滔;有此山川之伟大,故生民质朴而雄豪……痛国难之未已,恒怒火之中烧……唯卧薪而尝胆,庶雪耻于一朝。唯知行合一方为贵,无取乎空论之滔滔。唯积学养气可致用,无取乎狂热之滔滔。其自强以行远,其自卑以登高,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其终达于世界大同之目标。”这首唱出了东大人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校歌,在“九·一八”事变后，唱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东大师生佩戴着盾形校徽、唱着激昂的校歌, 和着东大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使命如此其重大,能不奋勉乎吾曹”，谱写着东大人爱国抗日的篇章!

　　“九·一八”事变的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阻断了学校快速发展的势头，被迫走上了流亡的征途。在随后近20多年的时间里，东大师生先后辗转北平、西安、开封、四川三台等地，他们克服各种困难，一路求学，一路抗争，将东大人抗日爱国的种子传播到祖国大地。

　　二、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筑就了爱国爱校的东大之魂

　　1、“九·一八”事变打断了东大蓬勃发展的势头，东北大学开始了辗转迁徙的漫漫征程。“九·一八”事变后，东大沈阳校园被日军侵占。时任东大秘书长代理校长的宁恩承在他的《百年回首》一书中，追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夜以及以后的几日中，他在东大的所见所闻。⑶“九·一八”事变后，东大校园成为日军的兵营。日军在东大校门前持枪站岗，有部分日军还得意的在东大的汉卿楼前合影。日本侵略者嫉恨东北大学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不仅霸占了东大校舍，还搬走了教学和附属工厂设备。偌大的东北安不下一张书桌，学校无法再在沈阳生存。形势越来越紧急，张学良令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解散东大附中，东大师生不得不挥泪告别可爱的校园，撤退北平。临行前，校中的档卷、图书、仪器及各种设备，均未及运出，八年苦心经营的成果，落人敌手。在东北大学史志编辑室的《东北大学校志》第一卷上册中详实记录了东大沈阳校园被日军侵占后财产的损失资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东北大学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⑷学校图书、仪器、设备建筑等各种损失合计793134191.74美元。

　　2、东北大学首先迁校北平。“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东北交通大学等校的青年学生流亡关内，纷纷奔赴抗日战场。“东北大学逃难学生，先后到北平的不下六七百人，约为原在校的1/3。到北平不久，即由‘流亡处理大员’安排在各省的会馆里。”⑹1932年2月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后，冯庸大学、东北交通大学先后并入东北大学。

　　冯庸大学是由冯庸(1901─1981)以其家产于1926年创办于沈阳西郊。该校为“造成新中国的青年”，“以精神的锻炼和体格的养成为宗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炮击北大营，强占冯庸大学，冯庸大学的许多学生都逃到北平，冯庸大学流亡关内。被掳去日本逃回来的冯庸积极组织冯庸大学的抗日救国活动。鲁迅的《友邦惊诧论》中提到“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其实当时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的师生逃而未散。日军闯进学校当晚，冯庸大学的大多数师生就赶往市郊马三家子火车站集合，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师生们到达北平后，张学良把他们安排到西直门崇元观五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从此，冯庸大学成为一所流亡大学。

　　1931 年 9 月 27 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冯庸大学教师霍维周等 27 人被选为救国会执行委员。10 月末，决定组织民众去南京请愿。620 多人的请愿队伍中成员主要是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学生和民众团体的代表，公推冯庸大学校长冯庸为总指挥。11 月 1 日，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义勇军中有女兵，女兵龙文彬的头像登在画报上面，这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国。1932 年淞沪抗战爆发。冯庸大学义勇军遴选胆识兼备之士100 余名奔赴上海配合作战。冯庸大学义勇军与驻防浏河的第 5 军并肩战斗。1932 年冬，日军进攻热河省，冯大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这一次，冯庸大学抗日学生义勇军牺牲了 1 名教师，学生负伤 1 名，被俘 2名，付出了血的代价。正如冯庸大学校歌中所唱：“誓扬民族光，慷慨赴国残，志悲壮!”在国难时刻，冯庸大学师生参加了长城抗战、淞沪抗战。“七七”事变前后，冯大同学为挽救国家危亡，多人考入空军和陆军军官学校，以后均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将校，半数以上同学，在抗战中壮烈牺牲了。冯大师生的抗日活动，成为青年学生武装抗战的先驱，唤起全民族觉醒，激励了爱国青年积极参与报国行动，为冯庸大学写下了光彩的一页。冯庸大学对抗日战争是有重要贡献的。

　　在这国难当头、背省离乡、校无定所的窘境中，张学良勉励东北大学全体师生:“我们保存东北大学，继续办好东北大学，不是出于封建思想，而是因为东北沦亡，要以东北大学为中枢。在国家可以借此维系东北民心，在东北人民可以借此知晓国家不忘东北，在国内同胞可以借此睹物激情，借鉴覆东，愈知自强救国。所以东北大学除其本身使命外，实具有最深远的国家民族意义，一定会受到政府的维持、国人的援助的!”张学良还提出要注重对学生进行“明耻自强”的爱国主义教育，并在学校设立“九一八纪念明耻助学基金会”,对爱国学生进行资助和鼓励。1935年9月18日，明耻基金会成立，以王卓然为基金会委员长。在明耻基金会成立宣言中写道：“我们意要先‘明耻’，以耻者果也，不除去造果之因，而放言‘雪耻’，无怪乎打倒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凶焰愈张。”发起基金会“以之奖励辅助知耻明耻之士。”⑺基金会号召“能知救国大业是需要出一头汗一腔血之牺牲代价，是要用一块砖一块瓦的垒积工夫。是要有精禽填海之真诚。是要有愚公移山之魄的。”⑻张学良对学生爱国行为的培育、支持和呵护体现了其爱国思想，激励着东大师生奔赴抗日的战场。

　　3、面对日本的侵略，东大师生奋起反抗，参加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东北流亡学生，是最早打起抗日救亡大旗的一支革命力量。”⑼“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虽然被迫流亡到北平，但是广大师生始终怀有一个共同的强烈愿望，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去的东北锦绣河山。东大师生采取各种形式，积极开展反日爱国斗争。当爱国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成“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时，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积极参加了这个请愿团，并且采取了坚决措施，冲破了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实现了南下请愿的愿望，扩大了抗日救国的宣传。

　　4、参加到抗日武装的队伍中去。1932年4月，东北大学在“九·一八”事变后毕业了第一批学生，张学良在毕业典礼上说:“东北大学不应该在北平，而应该在我们东北。‘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东北，我们要记住这耻辱的日子，要为拯救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东北人民努力，我们总有一天会打回东北去的!”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将军对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正是在张学良的鼓励和感召下，身受流亡之苦的东北大学的师生踊跃参加“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抗日募捐后援会”，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许多学生投笔从戎，回到家乡东北，走上抗日的战场。

　　1929年考上东北大学预科的宋黎，入学后在充满爱国激情的教师车向忱、阎宝航等人的教育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开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1932年 5月，宋黎和戴吴、那拯彬、江涛等人辗转回到辽西地区的新民县，经过艰苦的工作，使辽宁省西部地区几支分散活动的抗日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成立辽西“东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共计800多人，几百条枪，宋黎任总指挥。在辽西的法库、新民一带活动。他们确立的斗争原则是：青纱帐起进行军事活动;青纱帐倒了进城搞群众运动，做青年工作，好宣传、策反、打击敌伪势力。这支义勇军队伍给日军多次沉重打击，如秀水河阻击战，一次打死日军20 多人。⑽1931 年 11 月，由“苗可秀、宋黎在东北大学学生中成立‘东北抗日学生救国军’，最初只有几十个学员，很快便增加到二三百人，由江西会馆迁至西山卧佛寺”⑾，宗旨是培养有组织、有纪律，懂得近现代军队作战技术的人才。然后派往东北，改造抗日义勇军，领导抗日。学习的主要内容：上战术课，学习射击，投弹，肉搏技术，学习制造炸弹和爆破技术、学习近现代军事作战原则。并把这些原则与游击战术结合起来。训练期间，学生还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学校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给人们讲军事训练知识，演示防空，射击技术。“东北抗日学生救国军”得到救国会的领导与支持，救国会还经常邀请社会名流到学生当中去做时事政治报告，宣传爱国抗日进步思想。学员肩负着“杀敌报仇、收复失地”的重任。因此，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吃粗粮，睡地板，但他们的抗日热情依然高涨，每天早起跑步，出席军操”，⑿学生军计划培训三个月，但由于需要紧迫，实际只训练两个月。一部分学员被派往东北从事抗日活动，又有少部分被派往救国会工作，年龄较小的转入学校继续读书学习。

　　苗可秀是东北大学学生在战场上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英雄人物之一。苗可秀是东北大学文学院的高材生，“九·一八”事变后随师生流亡到北平，被推为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和东北学生军大队长、东北学生赴南京请愿团负责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打破了他的幻想，决定返回东北，组织民众武装抗日。1932年春，苗可秀只身从北平回到东北参加了以邓铁梅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该部有四五千人),加入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行列，他先后任邓铁梅部教育长、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等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在凤城、岫岩、海城三县交界处开展游击战，人数最多时达 6万人，多次与日军拼杀，并生俘敌少将成泽直亮。邓铁梅以身殉国后，苗可秀挺身而出，整顿东北民众自卫军，继续坚持抗日斗争。1935年6月13日，苗可秀在战斗中被炮弹击伤臂部，在养伤期间于21日被日军逮捕，苗可秀在狱中先后给东北大学秘书长、代校长王卓然等写信，表示了视死如归的精神，他说：“古语谓：慷慨就死易，从容赴义难，自生观之，两皆易易耳。”在狱中日军曾以高官厚禄拉拢他。苗可秀回答:“我愿死，死是最后的归宿。”并书写“正气千秋”、“誓扫楼奴不顾身”之句以自铭。7月 25日午后，日军在辽宁省凤城县城南二龙山下对他施焚刑时，在苗可秀面前用木材作为焚刑之物，日军对苗可秀说：“不降即焚”，苗可秀坚定回答：“但愿一死。”他高呼：“中华民族千秋正气!”英勇就义，时年29岁，为抗日事业献出宝贵生命。苗可秀牺牲后，不少战士后来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是东北大学学生的王允中、吴万萃、张鼎等人在太行山区与日寇生死战中壮烈牺牲。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东大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有血洒疆场的苗可秀，还有传播抗日文化的冯庸大学的学生雷加。雷加1929年在冯庸大学中学部读书。“九·一八”事变后，随学校流亡关内，和广大爱国青年一起到南京请愿。随冯庸大学志愿队在上海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1935年赴日本留学，1937年回国后从事记者和编辑工作。1938年到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四期)学习，后随延安文化协会组织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做宣传工作。1939年回到延安，写出了反映前方战斗生活的短片特写《一只三八枪》、《鸭绿江》、《黄河晚歌》、《躺在睡椅里的人》、《“女儿坟”最后一代》等作品。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进一步激发了广大人民抗日的决心和热情。

　　1933 年5月，南京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之后，应日方要求，国民党政府下令取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北平东北大学师生的抗日活动被当局视为“非法”，为了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东北大学师生则巧妙地利用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赈灾活动，发起成立“东大水灾赈济会”。1933年，山东境内黄河大堤 6处决口，鲁西20余县受灾，灾民500 余万。全国人民为出于同胞情谊，纷纷捐赠赈款和衣物，一时形成热潮。北平各大学均有水灾赈济会之组织。东大法学院边政系学生綦灵均、张无畏等组织水灾赈济会，加入者颇为踊跃。10月21日，东北大学公布《东北大学水灾赈济会会章程草案》，对该会的宗旨、入会的条件等作了规定。东北大学水灾赈济会在赈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东大水灾赈济会是“合法”组织，东大水灾赈济会成立后举行义卖义演，为灾区募款、募集实物，并派代表将钱物送往灾区。同时进行宣传活动，揭示天灾与人祸的关系，使劳苦大众进一步认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进一步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东大水灾赈济会团结了一大批爱国进步学生，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三、一二·九运动的先锋和主力彰显了东大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东北大学学生不仅是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主要参加者，他们还勇敢的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成为运动的先锋队和主力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的‘一二·九’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的是东北流亡学生，表现最为积极和勇敢的也是东北大学、东北中山中学的东北流亡学生。”⒀1935年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机。北平各大学校园里仿佛出奇的宁静。而东北大学的校园里正有一股洪流在涌动着。11月18日，在北平各校水灾赈济联合会之基础上，成立了北平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东北大学在学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2月2日晚，学联在燕京大学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东北大学学生代表是郑洪轩和邹鲁风。这次会议针对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政策, 讨论通过了发动请愿斗争的纲领、宣言和口号等。

　　12月6日，东北大学联合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等13所学生自治会发出通电，批评了蒋介石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对政府提出如下要求：1.誓死反对“防共自治政府”，请政府即下令讨伐叛逆殷汝耕!2.请政府宣布对敌外交政策!3.请政府动员全国对敌抵抗!4.请政府切实解决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12月8日学联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除决定于12月9日发动各学校学生到中南海向华北当局请愿和举行游行示威外，着重讨论并制定了运行的路线。参加会议的东北大学学生郑洪轩和邹鲁风返校后，当晚在法学院边政学系俄文组学生宿舍召开会议，向宋黎、关山复、唐杰生、林铎、王一伦、韩永赞等10余人，传达了会议精神，为第二天参加游行请愿做准备工作。12月9日，北平爆发了“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学生运动中,东北大学学生首当其冲。当时燕京、清华等大举被阻于城外，于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只好孤军出动了。孤军出动不仅需要极大的爱国热情而且更需要勇气和胆量，在这一点上，东大学生是具备了的。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们以身受家仇国难的之苦, 始终站在运动的最前线。他们领导罢课、上街游行, 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 ”、“反对华北五省自治! ”、“恢复东北失地”等口号, 并两次同手持大刀、棍棒、水龙头的反动军警进行英勇的搏斗, 表现了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他们成为这次伟大爱国运动的先锋和骨干。东大的学生不仅成为“一二·九”运动的先锋，而且据曹靖华先生说:“当年的东北大学是北平学生运动中反蒋抗日、救亡的堡垒。”为了坚持斗争，东北大学学生成立了“东北大学学生救国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会)，委员有30多人，宋黎、郑洪轩、邹鲁风被选为常委，工委会把绝大多数同学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坚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尽管有人被捕，有人受伤，但学生们仍然顽强斗争，紧接着又举行了“一二·六”示威游行。1935年12月16日，“天桥集会”中各校学生分四路进入会场。东北大学学生是第一路的领队，冲破军警的阻拦，准时到达会场，参加大会。集会后示威游行中，东北大学学生游行队伍行进到骡马市大街时，又遭到事先埋伏的反动军警皮鞭、大刀、棍棒的残酷镇压，许多学生受伤。示威游行再次表现了东大学生高度的抗日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这次救亡活动中，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如邹鲁凤、王振乾、郑鸿轩、宋黎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音乐教师阎述诗也亲身经历了这次斗争，他为光未然的诗作《五月的鲜花》谱曲，将他在“一二·九”运动中的真实感受，化作悠远的旋律，响亮的歌声，嘹亮的号角：“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埋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争不惜……”这首从东大校园唱出的歌一问世，就在抗日民众中引起强烈共鸣，迅速传唱。

　　学生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国民政府认为“东北大学学生闹腾得最欢”，下令逮捕了40多位东大学生，受伤者不计其数。正在西安主持军务的张学良对参加 “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大学学生特别的关注, 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对被捕学生他亲自写信营救。1935年底，张学良连发三封电报给东北大学，要求请派代表来西安面谈，并派赵翰九(时为总部军法处长，原东大教授)携款2000元代表他慰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不久，中共北平党组织便派有共产党员在内的3位学生代表，前往西安见张学良。学生代表先后向杨虎城、张学良面陈了“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和经过，并着重讲了西北军、东北军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问题，这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和走上联共抗日道路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他对东大学生代表说:“东北沦陷有我责任，先父坟墓还在东北，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抗日救国义不容辞。东北青年、东北军、东北人民应团结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⒁正如斯诺所说:“张学良本人也受到了强烈的左倾影响。他的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就是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抗日宣传的人都遭到南京政府的逮捕，惟独在陕西，他们却受到鼓励和保护。不仅张学良个人，他的许多年轻军官也受到了东北大学学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有的军官本身就是由东北大学的学生晋升的。”这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 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走向高涨的起点。

　　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华北局势危急，为了东北大学师生的安全，在张学良的建议下，东大迁到西安(一部分迁入河南)，这样就使东北大学置于东北军的保护之下。从此，东大师生的抗日爱国活动更加活跃。

　　四、西安事变的直接推动力汇聚了东大人爱国抗日的民族精神

　　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示威游行，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加速器。“东北流亡学生对于促使张学良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⒂1936年9月18日，西安的各界群众团体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联合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以进一步发动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到会，张学良即席发表讲话，明确表示绝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一定率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会后经过东北各界代表协商，决定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1936年10月4日，在西安一小学礼堂召开了东北民众救亡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东北四省民众，还有刘澜波、宋黎和工人学生代表。东北民众救亡会“以团结民众，互助互济，抗日救亡，收复失地，扩大民族解放运动为宗旨。”⒃中共东北军委员会在“东救”中建立了秘密第一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就是从东北大学毕业的宋黎。“东救”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下，政治影响不断扩大。西安事变后，分会多达几百个，在发动群众，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协助东北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释放政治犯等方面做的大量的工作。

　　就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二天，1936年12月9日，东北大学师生及其他院校的学生联合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大请愿，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中心内容，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学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高呼：“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在向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请愿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冲出军警戒严的中山门，高唱救亡歌曲，向西安临潼出发，向住在那里的蒋介石请愿。蒋介石下令堵截学生，武装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得知后，深恐学生遭到伤害，驱车追赶上请愿队伍，冒着凛冽的寒风，苦口婆心地劝说同学们不要做无谓的流血牺牲。站在队伍前面的东北大学师生听到“流血牺牲”的话，首先高喊:“我们愿意为救国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打回东北老家去!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一边高呼一边放声哭泣悲壮的气氛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1.5万人的游行队伍和前来护送的东北军队、十七路军宪兵营的官兵，无不泪流满面，痛哭失声。最后张学良向站在前面的同学挥泪发誓: “我张学良也不愿意当亡国奴也要抗日”，“我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内，我用事实作答复。”学生们听后深受感动，便整队返回校。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果然不到一星期就发生了。它改写了中国现代史，也使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永远失去了自由。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1937年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委任臧启芳为代校长，同年5月东北大学改为国立的大学。臧启芳来西安接受西安分校。6月，河南开封学生迁到西安，集中办学。

　　1938年春，日军轰炸西安，东北大学不得不再度迁校，由陕入川。在三台这座川北小城，东北大学度过了8年的时光。在物力、财力窘迫的岁月里，师生们直面艰苦，坚持学习和研究，采取各种形式传播抗战文化，支援抗战。1945年8月，东北大学师生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

　　从抗日的前线沈阳，到战火纷飞的北京、西安，再到四川的三台，东北大学的师生们，传承着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赴国难、救中国，中华大地上到处都留下了他们抗争的足迹、抗日的呐喊，挥洒下了他们的青春热血。为此许多人为中国的抗战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有关资料统计，有67名师生牺牲在中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成为英烈。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师生的抗日爱国斗争，是张学良亲自倡导的“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教育理念和“自强不息，知行合一”校训的先行实践，是“献身、求实、团结、创新”的校风的充分体现，是广大青年学生在抗日爱国运动中英勇斗争的缩影，它谱写了东北大学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光辉篇章，必将永垂中华民族青史。

　　注释：

　　⑴辽宁教育编纂委员会：辽宁教育史志资料: 第3集上.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208——209。

　　⑵ (美)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579。

　　⑶东北大学史志编辑室.东北大学校志第一卷，上册:(1923.4-1949.2).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4.90-92。

　　⑷东北大学史志编辑室.东北大学校志第一卷，上册:(1923.4-1949.2).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4.90-92。

　　⑸杨佩珍，王国钧等.东北大学八十年(1923-2002)，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8.96。

　　⑹齐红深.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6.68。

　　⑺东北大学史志编辑室.东北大学历史文献汇编:(三).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28。

　　⑻东北大学史志编辑室.东北大学历史文献汇编:(三).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28。

　　⑼齐红深.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6.3。

　　⑽杨佩珍，王国钧等.东北大学八十年(1923-2002)，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8.115。

　　⑾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33 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11 。

　　⑿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33 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11 。

　　⒀齐红深.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6.4。

　　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文史资料:第17集:1986.32。

　　⒂齐红深.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6.4。

　　⒃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永远不能忘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352。

　　⒄杨佩珍，王国钧等.东北大学八十年(1923-2002)，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8. 120。

　　作者简介：

　　李正鸿，辽宁沈阳，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李 莹，辽宁沈阳，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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