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国安同志，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是杨靖宇同志的亲密战友。他英勇善战，功绩卓著，在抗联第一军的战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国安同志，原名于德俊，字哲名，曾用名于学韬。1900年12月17日，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大绥河区大乾沟子屯一个农民家里。父亲是一个忠厚朴实的农民，他有六个哥哥两个姐姐。幼年丧母，在其姐姐照料下长大。由于家庭生活贫困，冬天连棉衣都穿不上，不得已很小就给人家去放猪，没能按时上学。直到13岁时，父亲才把他送入本屯徐老先生的“私塾”里读书。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徐老师很喜欢他，因而不收学费，使他得以连续学习了3年。后因家庭无力供他升学，只得在家务农。他的哥哥们租种一些地，大家勤劳节俭，共同努力，生活才逐渐好转。 国安年少精明，身体健壮，父兄们让他管理家事。他善于筹划，又勤恳能干，亲自当“打头的”，领着哥哥们干活，家人和乡亲们对他都很称赞。18岁那年秋天，他赶车拉草，不慎脚部受伤，父亲怕他造成残疾，就不让他再参加劳动。于是他一边在家养伤，一边刻苦自学。

　　1919年，他20岁时，由于家庭生活好转，又在亲戚的帮助下，进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院校二十二班读书。他在校学习成绩优良，1924年冬毕业。为了筹集考大学的学费，他曾到吉林第一中学当了半年教师。1925年秋考入山东军政大学学习，1928年春又入北平毓文学院(亦称北平毓文大学)插班二年级学习。国安在校读书期间，正是“五四”运动以后，全国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经常阅读革命书刊，如《响导》《新青年》等。很快地接受了马列主义，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中。1930年他从毓文学院毕业后，曾去绥远军任参谋长(化名于学韬)。由于他思想进步，对反动统治阶级不满，并谋划率队起义，因而受到反动当局特务的监视，被迫又潜回北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卖国贼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把东北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了敌人。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各地爱国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起来奔走呼号，请愿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当时北京的工人、学生组织起抗日救国会，国安同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发动青年学生请愿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接纳爱国群众的意见，反而对学生们进行残酷地镇压。国民党不抗日，还不让人民抗日的无耻行径，使他非常愤怒，更加奋战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党为了加强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创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于1932冬，派国安等同志回东北工作。他和自己的外甥、共产党员宋铁岩(后牺牲)、于克等同志组成军运小组。当时党组织要求从两个方面来建立抗日武装，一是在反日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创立党领导的游击队，二是派领导骨干打入敌伪军队组织哗变。国安同志首先回到家乡，组织起几百名称为地方大排的队伍进行抗日活动，但由于队伍成分复杂，领导权掌握在地主手里，没过多久队伍就垮了。

　　后来他又到榆树县南大新立屯，与当地抗日救国会联系，并介绍爱国青年张秉文(后改名张瑞麟)加入救国会一起活动。这时国安同志了解到防驻防在乌拉街的伪铁道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原是旧东北军的一个连队，“九一八”事变后曾一度抗日，后被日军收编，但士兵们仍有抗日情绪。如果打进去做宣传工作，组织哗变，有成功的可能。乃于1933年初，按照党的指示，趁该连招兵之机，他和张瑞麟一起进入迫击炮连当兵。曹国安同志编入第三排，张瑞麟在第一排。不久迫击炮连移防到吉林市东大营。为了尽快组织该连哗变，加强领导力量，国安同志又把宋铁岩同志找来，编入第二排，同时发展张瑞麟同志入党。后来国安同志被调到连部当“贴写”(即文书)，对了解全连的活动更增加了有利条件。

　　国安同志在伪军中积极进行宣传工作，他们利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结义磕大帮头的形式，团结了三十多个朋友，国安同志被推选为“大爷”(即老大哥)，取得了大多数士兵的信任。他首先对骨干们进行爱国思想教育，讲述历史上一些民族英雄的爱国故事，士兵们很受感动。在士兵们爱国情绪逐步增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国家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讲解抗日救国道理。然后通过骨干向士兵们宣传我党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了子弹打日本”的口号，得到士兵们的默默响应。

　　4月下旬，该连随团部进山“讨伐”，士兵们不向抗日游击队瞄准，只打空炮。当军官们亲自瞄准时，士兵们又把炮弹的信管拧松，发射后信管飞掉，炮弹也不爆炸。这次“讨伐”结束后，伪迫击炮连移防到吉海铁路线上的烟筒山车站，住在“成德源”烧锅大院里。

　　这时组织哗变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于是在一天晚上，曹国安同志约会宋铁岩和张瑞麟到烧锅院东北角的空炮台里碰头。宋铁岩和张瑞麟先汇报了他们的工作情况，接着曹国安同志就提到出了在这里组织哗变的几个有利条件：第一，迫击炮连单独住在一处，行动方便;第二，烟筒山离抗日游击区近，起义后容易和游击队会合;第三，青纱账起来了，自然环境有利。最后他说：“根据以上几点理由，我认为在这里发动起义是适合的，如果你们两个没有意见，就把这件事定下来。”宋铁岩和张瑞麟表示完全赞同。他们又把起义的有关情况作了详细的研究，决定起义时间在端午节夜里12点钟。他们回到各排后，向可靠的骨干们进行了动员，使他们有精神准备。又过了两天，端午节到了。当天午后，伪连长设席请客，从三点一直喝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散，伪军长和排长们都喝得酩酊大醉。曹国安同志布置连长的勤务兵小李子监视他们的行动。

　　曹国安他们也凑了点钱，买了酒和肉与士兵们一起过节。晚上，知道起义的骨干们都假装喝醉，和衣倒在床上。第五班岗上过半个小时后，已到起义时间。曹国安和宋铁岩、张瑞麟到院子里碰了个头，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国安同志果断地说：“按原定计划，立即行动!”他们三个人跑回到自己排住的屋子，大声喊到：“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那些装睡的骨干们听了“噌”地跳下地，也一边喊着一边推醒别人，抓起枪冲出屋子。不一会儿，全连100多人都拥到院子里，一阵吵吵嚷嚷。这时伪连长得到他的亲信五班长的报告，酒也吓醒了，慌忙走出来，站在上房门口的台阶喊着：“弟兄们，不要吵，半夜三更的哪有什么日本人来缴械的事，你们不要听信坏人的话。现在各班、排长到连部开会，其他弟兄们都回去睡觉，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向宋铁岩和张瑞麟做了一个暗示的动作，于是三个人一同端起枪，对准伪连长开了火，“啪!啪!啪!”夜空里闪了三下火光，伪连长当即倒地丧命，其他弟兄们也开枪把两个排长打死。这时曹国安同志大声喊着：“弟兄们，不要乱开枪，听我的，大家赶快带上武器，跟我走!”士兵们涌出烧锅大院，跟着曹国安向东南方向奔去。张瑞麟走在最后，他动员了二十几名烧酒工人，抬出一门迫击炮和17箱炮弹(每箱4发)。天放亮时，起义队伍来到镇外三里多路的烟筒山东坡笤帚顶子，集合好队伍，清点人数和武器，一共出来60多人，带步枪60多支，还有抬出的那门迫击炮和炮弹。

　　队伍经过简单的整编后，继续朝东南方向走去。当晚到达石虎子山，住在大清观高庙里。曹国安同志到附近村子里找人，连夜给党领导的南满抗日游击队送去一封联络信。游击队接到信后，第二天就派一名领导干部带着队伍前来迎接。曹国安同志带领起义军队伍进入磐石玻璃河套抗日根据地，受到中共磐石县委和抗日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在这里传达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同志，在欢迎大会上讲了话，对起义队伍的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根据磐石县委的决定，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同志任大队长，宋铁岩同志任政委，张瑞麟同志任中队长。曹国安和宋铁岩等同志领导的这次起义，是在日伪军对抗日游击队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的“围剿”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出乎敌人意料的事件，使伪军动摇不定，不断哗变加入抗日队伍;同时也壮大了南满游击队，使我军有了重武器迫击炮，在以后的作战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给敌人以有力打击。这次起义，也是革命知识分子从事武装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典范，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智和胆略，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随着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于1933年“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纪念日时，南满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下编一、三两个团，曹国安同志任第三团政委。独立师的成立，标志着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因而引起敌人的恐慌，妄想消灭这支抗日武装。于是拼凑起12000多日伪军，向磐石玻璃河套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秋、冬季“讨伐”。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损失，有力地打击敌人，中共磐石县委决定，留下一团和少年营坚持游击区的反“围剿”斗争，师部和三团南渡辉发江开辟新的游击区，联合江南抗日武装共同战斗。在师长杨靖宇同志的亲自指挥下，曹国安同志率三团向江南挺进。10月下旬，他们冒着风寒，渡过已经结了薄冰的辉发江，进到金川、柳河一带，一路上给阻击的敌人以迎头痛击。11月15日在金川汉龙湾地区与伪军进行3小时激战，打死13名敌人，缴枪7支，获得胜利。接着又声东击西，于11月24日巧妙地攻克了柳河县重镇三源浦和凉水河子，缴获了大批棉衣。此后三团长期坚持在江南活动。1934年8月，在通化到山城镇间的公路上伏击日军汽车队，将敌人23辆汽车打毁了11辆。同时击毙日军一名大佐和数名指挥官，缴获了一挺机枪和其他武器装备。9月间，曹国安同志又率队进入桓仁县境，在八宝沟打败敌军，打死打伤敌人20多名，缴获步枪15支，子弹千余发。我军连续获胜，震撼了南满广大地区，扩大了政治影响，增强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使其他抗日武装纷纷向我军靠拢和接受领导，更加壮大了我军领导的抗日队伍的阵容和声威。

　　1934年11月7日，根据南满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下编两个师，曹国安同志任第二师师长兼政委。这时军长杨靖宇同志率军部和第一师深入辽宁省的新宾、桓仁、宽甸等地活动，留二师在辉发江南北老游击地区坚持战斗。1935年二月间，曹国安同志指挥部队袭击营城子伪军取得胜利，缴获机枪两挺。4月以后，二师在江北转战于磐石、双阳、伊通、西安(今辽源县)、东丰、西丰、海龙、桦甸、抚松、濛江、永吉等广大地区，钳制了大量敌军，有力地声援军部和一师完成南下活动的重要任务。8月后，曹国安又率二师返回江南活动。

　　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曹国安同志仍任二师师长。这时他又率二师回到江北老游击区钳制敌人，使一师继续胜利地开创新的游击区。国安同志曾指挥部队歼灭了伪军骑兵教导团，获得重大胜利。同年6月，东、南满党及一、二军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决定，一军二师暂归二军领导。于是曹国安同志率领二师于9月间又返回江南，在抚松三道拉河一带进行整顿后，即与二军的四、六两个师，活跃在长白、临江一带，在长白山麓，鸭绿江边，到处袭击敌人，钳制敌军兵力，策应一军完成西征计划。一次，二军六师在黑瞎子沟一带与敌军遭遇，国安同志听到枪声后，立即率队支援，前后夹击获得胜利。六师又进攻陈家堂子木场，国安同志率部与六师上下夹击，打垮了敌人。他这种积极主动配合作战的精神，得到同志们的好评。

　　1936年冬，在反“讨伐”战斗中，曹国安同志率二师经抚松、濛江，转战长白地区，先后在桃泉里、十三道沟等地与敌人激战，一举击溃日军“讨伐”队千余人，打死打伤许多敌人。

　　1937年初，在临江县七道沟高丽河子东南25里地方伏击日军的战斗中，曹国安同志不幸身负重伤，英勇牺牲，时年仅37岁。曹国安同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光辉事迹永远为人民所传颂。

　　曹国安(1900-1936)原名于德俊，吉林省永吉县人。国安同志幼年丧母，在其姐姐照料下长大。13岁时上学读书，1919年，吉林省议会议长关锡山自愿出部分学资，保送他到吉林省立第一师范22班就读。1925年，化名于学韬考入山东军政大学。1928年，入北平毓文学院学习，1930年毕业。从北平毓文学院毕业后，曾去绥远某部任参谋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10月间，国安参加了北平学生请愿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冬，我党派国安等同志回东北工作，建立抗日武装。1933年4月，组织哗变成功 ，带领六七十人，携带迫击炮、枪支弹药等到达磐石抗日根据地，受到中共满洲省委和当地抗日军民的高度赞扬。中共磐石县委将起义队伍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总队迫击炮独立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1933年，曹国安同志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第三团政委。1934年11月，曹国安同志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师长兼政委。1935年2月间，曹国安指挥部队袭击了营城子伪军取得了胜利;4月以后，率2师在江北转战于磐石、双阳、伊通、东丰、西丰、海龙、桦甸、抚松、蒙江、永吉等广大地区，钳制了大量敌军，有力地声援了军部和1师完成南下活动的重要任务;8月后，又率2师返回江南活动。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曹任1军2师师长，再次回江北老游击区钳制敌人时，指挥部队歼灭了伪军骑兵教导团获重大胜利。1936年12月，率部在长白县七道沟与日伪军作战时背部中弹，因流血过多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