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警卫员王传圣回忆
一九三四年六月，杨靖宇率约四百人的队伍，从桦甸那尔轰起身，经濛江、柳河抵达新宾、桓仁、宽甸等地。这时队伍的标志是每人左臂上有红袖标，带“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字样。入冬，独立师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一军下设两个师，一师师长李红光，副师长韩浩，政治委员程斌;二师师长曹国安。一九三四年冬季，一师副师长韩浩带领一百五十多人西征到桓仁县。一九三五年春李红光牺牲后，韩浩接任师长。韩浩因当时有病，只带一个手枪排在桓仁县海清伙洛、洼子沟一带活动，七月份与敌人在洼子沟东岗上战斗牺牲。八月，一师政委程斌，师政治部主任胡国臣带领少年营到通化县黑瞎子沟找到一军军部，程斌被任命为一师师长。当时，桓仁有个开明士绅李相山参加了抗联，在他的影响下，有不少人也参加了抗联，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抗联的。
一九三五年春，杨靖宇率领军部骑兵队伍三百多人从新宾袭击东昌台伪警察署后到了桓仁的海清伙洛，又继续往西走，从老秃顶子侧后转至歪脖望(铧尖子对个)，在此与敌人进行了战斗。南面是鬼子，东面是廖旅的部队(多亏是廖旅，不然我们的马桩子就被敌人打掉了)。战斗正激烈时，经过喊话，我们一个徐连长(后任教导团长)和廖旅的一个连长到一起进行了谈判，廖旅的连长被争取过来，说：“咱中国人谁也不打谁了”。当小鬼子在汽车路上跟过来以后，那个连长说：“你们看，我们是真有抗战心还是假有……”他们果真调转枪口对准鬼子开枪了。这一仗，我们取得了胜利。接着，部队路过大蚊子沟，因为这里的日本关东军堵截得厉害，队伍又返回铧尖子、海清伙洛。从这时开始我们把马扔了，由骑兵变成了步兵。
一九三五年八月，程斌带领一部分队伍回到桓仁，并继续向西推进。队伍到本溪、宽甸做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工作。特别是在桓仁仙人洞、海清伙洛和本溪的外三堡一带进行宣传、教育、组织群众工作。这年冬，杨靖宇率第一教导团(原来的骑兵教导团改编的)来到桓仁，我在八里甸子臭里头见到杨靖宇。以后，军部教导团和一师又攻打了碱厂。我记得进碱厂时凡是响器(刺刀、茶缸)都包起来，狗咬就给它干粮吃。静悄悄地进去，给敌人打击很大。这以后，又过岗山到了四平街，从通化大泉源上来二十多个鬼子也被我们消灭了。这年冬，军部回河里过的春节。
一九三六年春，打完奉天骑兵教导团后，有三架敌人飞机天天跟随我们轰炸，有大批敌人追击我军。军部和一师六团由辑安沙包甸子来到桓仁的摇钱树、刀尖岭、横道川、马圈子，过了江到宽甸滴水砬子，转过来又到桓仁西部的大小恩堡、大花鞋等地方。从大花鞋到了木盂子街，正是白天，敌人来了四五十人。部队又奔往高俭地，在草盆沟附近打了一仗。接着，军部在宽甸县四平街(高丽盘道岭)与一师会合。这时，邵本良部队又紧跟上来，被我们在梨树甸子将他们司令部和一个加强营全部歼灭。军部又和一师一起到汤池沟温泉，大伙还洗了澡。敌人前追后堵，我们把一师留在本溪，军部又路过桓仁、新宾、柳河，最后回河里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南满一军在金川县河里小会家沟召开一次军队和党的代表会议，魏政委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依照上级指示，把第一、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副总司令王德泰。从此以后，部队的名称就叫“东北抗日联军”了。
这年冬，军部在桓仁的老秃顶子过的年。杨靖宇为和上级党取得联系，决定进行西征。因为在敌人的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林匪带了几十人进到热河”，断定是林彪率红军到了热河，为打通与关内的联系，他决定采取西征的行动。一九三六年六月，一师的司令部、警卫连、三团和少年营由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和师长程斌、师参谋长李敏焕带队开始西征。一师四、六团从两翼出击，牵制敌人，六团为左翼到岫岩、庄河、大孤山一带活动，四团在本溪方面行动。西征部队准备集中力量过辽河。宋铁岩肺病加重，半路上由少年营一个排抬送回本溪县老和尚帽子休养。由于敌人在一师西进的路上有重兵把守，集中三个师团的兵力同我们战斗，另外当地群众对我们不了解，在高粱地里用套钩子对付我们，战斗很激烈，最后只好撤回。敌人又跟踪追击，今田部队一直追到摩天岭。我们一方面休息，一方面埋伏好准备作战。待今田所率部队到了摩天岭吃午饭时，给他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进行了有名的摩天岭大战。这仗，今田部队全都被我们消灭了。当敌人增援部队赶到时，我们已经撤了出来。我们得到几十支枪，还有很多子弹。这次战斗中，李敏焕不幸牺牲了。以后，铁坚(宋铁岩)主任在老和尚帽子牺牲了。
一师西征回来以后，在同年冬下头场雪时，军部又组织三师在桓仁外三堡开会，杨靖宇亲自做了动员报告，并给三师半个月时间编制好骑兵队，进行第二次西征。领导这次西征的是三师王仁斋师长、周建华政委和杨俊恒参谋长。敌人误以为是杨靖宇将军带队，就集中力量猛烈地追击。西征部队原想借辽河上冻之便打过去，没想到辽河没有结冻，事先并没有组织船只，加上天降大雨，敌人又有重兵把守。经过激烈的战斗，三师受到严重损失，只好撤回。
一九三七年，军部在辑安的摇钱树岭待了一春，这时一师、三师没过来。我们在桓仁前后夹道子驻守时间不长，吃八里甸子、错草沟(牛毛坞)、四平街的粮食。以后军部又奔新宾、清原，和三师接头后，知道三师也被打垮了。军部原计划要打沈阳到梅河口的火车，目标暴露没有实现。军部从此又回到桓仁前后夹道子驻防一夏一秋。一九三七年冬，军部在大石湖(本溪县境内)和一师会合，在这里打垮了一个日本守备队。敌人四面包围上来，从边沟方向上来一股鬼子，他们用旗语联络，被我们打死四个晃旗的。这仗军部这边就打死二三十敌人，一师方面不详。第二天，军部又与义勇军高维国部在老边沟打死二十多个鬼子，其中有一个小官。这以后，又返回前后夹道子，因为这个地方地势好，交通不方便，也好封锁消息。
一九三七年冬，军部驻守在滴水砬子，准备去辑安，就打了雅河口的保甲团。把缴获日本讨伐队的粮食带上作给养，由滴水砬子迂回到横道川、刀尖岭。三八年春，军部在刀尖岭与敌人进行了四、五次战斗。当冰雪融化时，部队开始在辑安集中了。二军军部、教导团、二团，一军军部、教导团和三师、二师的部队以及后方部队蔡指导员、陈政委、田指导员、马指导员、李指导员所带领的各个中队也去了。一军三师是从清原路过桓仁去的。马、李指导员是这年秋去的。
一九三八年在辑安县老爷岭东五道沟沟里召开了第一路军高级干部会议，把辑安、桓仁等地所属部队正式编成了第一路军，下设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第一方面军(二师为主，老七团，各游击连有：蔡指导员、于指导员、马指导员、权指导员)，指挥曹亚范;第二方面军指挥金日成;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参谋长朴得范;警卫旅旅长方振声。第一方面军活动在通化、临江、辑安、柳河一带;第二方面军活动在长白、临江、安图、和龙附近;第三方面军活动在桦甸、敦化等地区。
自一九三六年以来，敌人实行了“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同年春天和邵本良作战时，曾获得敌人两个作战计划：一是要集中兵力彻底消灭抗联;另一是对我抗联游击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妄图利用冬天气候寒冷、大雪封山的机会来对付我军，跟踪追击，彻底消灭我军。因此，杨靖宇就指令所有抗联部队建密营，准备粮食。在桓仁境内老秃顶子、前后夹道子，在本溪境内外三堡等地都建了密营。这些地方也是我们的游击根据地。我们三六年和三七年春就驻在密营里，一般不和敌人正面交战，当有利的时候进行突然出击，破坏敌人的围墙、碉堡、公路、桥梁、电杆、电线等。
杨靖宇打击敌人有三大“绝招”，就是半路伏击、远道袭击、化装袭击。还有“四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不击中敌人要害不能缴获武器不打、付出很大代价不打、对当地人民损害大不打。运用这样的战术打击敌人，我们取得了多次胜利。
武器弹药绝大部分是靠战斗中缴获，有时自己也买或修造一些;服装是把白布染了自己做，另外也缴获敌人的衣服来补给;粮食是依靠农村，部队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同时也缴获地主、资本家一些粮食来改善部队生活。
抗联的对敌政策。对日本鬼子狠狠打击，对伪满洲兵是进行宣传教育，瓦解他们哗变，教育他们“枪口对外”，只要举手交枪就不打死。如邵本良的一个连长被缴五次枪，并说：“我不当兵，谁给你们送枪?”在战斗中对他们喊话，引导他们不要忘记是中国人，不要帮助鬼子屠杀自己的同胞，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对待俘虏兵，经教育后放回去。由于采取了这种政策，有些满洲兵和抗联作战时就很少开枪，甚至有的在战斗中调转枪口打日本鬼子。对顽固派则坚决给予打击，伪满的警察、宪兵被我们打死得最多，因为这些家伙对人民的统治残酷，顽固抵抗，死不交枪。伪军邵本良部是个最顽固的部队，共有六、七百人，在一九三六年四月，抗联同他们激战一天，大部分被我们打死，生俘一百多名，一条小河都被血水染红了。
在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时期，抗联战士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枪不响吃不到饭”。当时由于日寇采取了“归屯并户”的政策，只要吃饭就得攻克一个部落。很多的战士饿得走不动道，有的人因为吃黄腊、洋腊、喝盐水，身体都浮肿了。
在本溪地区作战地点问题。在本溪的碱厂、草河掌(大青沟)、将军石，桓仁的铧尖子、八里甸子、高俭地、木盂子、暖河子、老秃顶子、前后夹道子等地与日伪进行过战斗。
抗联在桓仁老秃顶子周围建立游击根据地，老秃顶子地势好，山高林密，便于活动，同时是三角地带，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基础也好。当日寇入侵桓仁时，当地群众曾组织过自卫军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后来虽被日本守备队“平息”，但反满抗日情绪是很深的。
一九三八年以后，一师师长程斌带队投降日寇，暴露了我们的活动方式及战略战术。他充当日寇的走狗，带鬼子“讨伐队”围追抗联。两次西征均未成功，说明当时的方式方法可能有问题。因此，一九三八年夏秋，抗联就陆续地离开本溪地区，放弃了这个根据地。
一师撤离本溪地区后，于十月底甄宝昌(原为九连独立排长)带十几人在辑安找到军部，其余的部队当时未与军部接上联系。
抗联第一军游击连战士杨校康回忆
一九三四年，抗联部队到桓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群众纷纷要求参加抗联，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了抗日队伍。我参加的是一军后方自卫队二分队，开始不是正式部队，到三八年就变为正式部队了。当时队伍的武器不好，用的净是“洋炮”、“腰别子”。我们这支队伍跟大部队不同，经常活动在一个地盘，主要活动在桓仁县老秃顶子周围的几个村中。这一地区的自卫队有两个：一个是一分队，活动在四平街、老秃顶子以西的地方;另一个是二分队，在老秃顶子以南的仙人洞、高俭地、铧尖子一带活动。
一九三六年的时候，仙人洞一带就有红军活动，大多数是从铧尖子北黑石头沟过来的，通过高俭地奔老秃顶子，也有时从铧尖子奔红庙子往北走。记得三六年三月的时候，杨靖宇从木盂子经过一次，那时邵本良有架轰炸机，在木盂子炸了一通。部队本打算在那儿吃午饭，结果也没吃上，又奔高俭地去了。当天午后高俭地也被炸了。这年冬天，杨靖宇他们在老秃顶子过的年。
一九三七年春天，我们接到上级指示，把地方武装一、二分队合编为游击连。这时一分队长张某牺牲，由崔队副带队，在高俭地北参加合编。游击连负责人是李指导员(本姓韩，朝鲜族)，下设三个分队，过去的分队长就是游击连的分队长(分队也叫排)，一分队长胡大个子，二分队长崔山好(以后投降敌人，领敌人把游击连的重机枪拖架起走了)，三分队长王守业。游击连的三个分队当时都活动在桓仁地区，到新宾县活动得很少，曾在大小红石砬子、沙木厂一带活动，没到过碱厂，大多数是在大小红石砬子以南的地方活动。二分队到本溪边区活动过。游击连听从大部队的调动、指示，一切行动都是这样的。
特务连是大部队总司令部领导的组织，和游击连是平行关系。那时李相山就参加了抗联部队。
游击连的前身是抗联后方自卫队，后因队伍不断壮大，为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才将自卫队改编为游击连。游击连的主要任务是坚持游击根据地斗争，平时与敌人正面交锋打仗很少，主要是牵制敌人活动，维护游击根据地的治安以及给大部队搞给养等。当时主要采取避实击虚的方针，遇到敌人大股兵力就离开。因为我们当时弹药缺少，又因叛徒叛变后敌人熟悉我们的活动地区，因此我们必须保存实力，打有准备的仗。
在抗联中，官兵之间的关系真如亲兄弟一般，互相关心帮助，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看不出什么官兵区别。部队里非常民主，经常开会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待遇上一律平等，官兵是同吃同住同甘苦。每当战斗时，首长以身作则带头冲锋陷阵，指挥杀敌。
一九三六年，日寇在东边道地区实行残酷的归大屯、并部落和“三光”政策，造成无人区，妄想利用这种恶毒的办法割断军民联系。但是老百姓仍然利用各种办法支持抗联。如桓仁仙人洞、高俭地和大小恩堡等地的群众把打下来的粮食藏在山上，通过地下交通站送给抗联。妇女则利用出围子洗衣服的机会，把粮藏在衣服底下送出去。还有的人有意把牲畜赶出围子，再以找牲口为借口往外带东西。春耕时，群众往外多拿种子给我们吃，或把炒面袋系在腰里送给我们。部队对群众也尽力提供帮助。在老秃顶子一带的前后夹道子、红庙子和老和尚帽子等密营活动时，我们派战士帮忙种地，没有牲畜的，我们把缴获的马送给他们种地用。群众与抗联就象鱼水一般不可分离。军队每到一地，老百姓都热情招待，比关心自己的亲人还强上几倍。
军队的生活是艰苦的。敌人从一九三六年以后对抗联游击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给抗联造成很大困难。尽管当地群众千方百计地设法帮助解决，但因日寇限制太严，我们在桓仁老秃顶子上呆了一冬，把粮食都吃光了。三七年春，部队就开始到敌占区活动搞粮食，但始终不能满足需要。到三八年，粮食简直一无所有，主要是以野菜、树叶充饥，仅有的一点点的粮食给病号吃都不够。部队同志因饮食不佳，又连续行军作战，身体都很瘦弱。开始还能在密营里休息，后来密营大都被敌人破坏了，只好在丛林中露营。夏天遇雨时，用破被挂在树棍上支成棚，人在底下睡，雨大时就睡在泥水中。冬天睡在雪地上，用破树叶、树枝铺在身下，冻得难以入睡。尽管这样，部队的军纪仍然是非常严格的，每到一地绝不动群众的一针一线。
三八年秋季，部队不仅吃住困难，弹药也不足。这时程斌投降敌人。游击连二排崔排长也带着二十多人投降了，我们无法再活动下去。青苞米下来时，我们在仙人洞下边白石砬子打了一仗，后奔川里与特务连会合。这时军部来人通知去接头，于是游击连与特务连共同转移，经黑石斗沟奔五女山，与马、于指导员的两支队伍会师，四支队伍加一起共有二百多人，受“八个爪”(李明山)领导，隶属军部。接着奔辑安，到了粑粑沟子，天已下雪了，军部韩仁和在那里迎接我们，并带我们过浑江，到河里与军部会合，这时已十一月了。
杨靖宇警卫员黄生发回忆
我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在新宾县外草盆沟参加抗日游击大队，给赵文喜大队长当警卫员。游击大队归抗联一军一师四团领导，是脱产武装，但不是正规部队。游击大队实行的是区域活动，专门保卫一个地区。当时草盆沟、错草沟、边外一带都是抗日游击根据地。游击大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抗日，以及打警察、搞统一战线、抗日救国。那时的群众抗日组织很多，有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青年义勇军，还有农民自卫队组织。在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五年间，桓仁、新宾的各个地区都有自卫队组织，队员扛着红缨枪，拿着大刀，每个人还有手雷。平时队员参加生产，晚间在自家住，有任务的时候，就去站岗放哨。这些抗日组织与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地方工作搞得非常好，有时还配合游击大队战斗。
一九三五年夏秋，杨靖宇在新宾草盆沟开会，检查工作，布置任务。这时四团到桓仁，因工作需要把我调到四团给隋相生团长当警卫员，四团政委当时是傅世昌。四团活动在桓仁、新宾一带，主要地点有里外草盆沟、碗铺、倒木沟等。当时的地主敲诈勒索老百姓，无恶不作，有次在桓仁县我们打地主(有洋炮、抬杆等武器)炮台时，和我并肩作战的副排长中弹牺牲;在去桓仁的途中，我们还打了一次警察署，没打几枪，十几个警察就被我们缴了械。
四团到桓仁后，由于敌人搞秋季大“讨伐”，严密封锁，部队转移，没有粮食吃，我们有几个病号便留在老百姓家养病(当时我也闹伤寒病)。我们在仙人洞下边一个小沟里的一户人家住下，晚上睡在小房里，白天到沟里树林中躲藏。我们三个人，有个排长屯里有亲戚，他说去投亲就走了。我独自顺着来时走过的脚印往回走，要找部队去。大约走了两天两夜，来到曾打过警察署的山上，已是后半夜了。天亮后，有一个老头上山来放地里的水，我上前说明身份，打听到游击区的路。老人说要送我，把他的蓑衣给我披上，他的草帽给我戴上，边走边和我唠嗑。他走进一个院子里拿来一个很大的苞米面饼子和三只咸菜瓜子塞给我，之后我又往前走。翻过山后，老头给我指了去游击区的路便回去了，我自己继续独自往前走。在途中，遇见土匪“占山”、“山乐”(俩人是亲兄弟)帮，被他们抓住。因为他们被游击大队缴过枪，所以对我们很仇视，商量要在天亮前勒死我，凑巧被房东的老大爷听见了。老大爷在后半夜偷偷把我领出来，带我跑到山坡上，给我指了路并告诉我：到岭上以后招呼头一家，让他们挨家传送我到游击区。这时鬼子已把山区的房子烧了，我到岭口后喊了半天，才来了一个老汉和一个年轻人，他们把我送到下一家，等送到最后一家恰恰是我们在桓仁县打地主炮台牺牲的那位副排长的家。这排长的哥哥送我走了很远，我告诉了他弟弟牺牲的事之后，他大哭不止。我终于到了游击区，得到一位反日会老大爷的帮助，找到了我大哥家，家里只见到大嫂和侄媳，大哥他们因为怕鬼子抓人也都躲到外面去了。我在大哥家睡到第二天下午，又出沟在一个破房里睡了一宿，天亮后到我父亲的坟地附近，遇见了我姐夫，原来他们也被归屯到龙头，没房子便住在龙头小学校里。我到姐姐的住处养了十几天病，多亏了姐姐的掩护。不久，听说队伍回来了，在杨木林子一带活动，于是我就到了那里，见到了一军教导团的金广学主任，被他留下当警卫员，这年冬金主任带队在倒木沟、碗铺一带活动。
一九三六年六月至十一月，抗联一军一师和三师分别从本溪和兴京(新宾)县境内出发向辽西、热河方向远征，这就是一军的两次西征。三六年十一月，杨靖宇在本溪县外三堡召集干部会议。我当时给教导团金主任当警卫员，金主任参加了这次会。参加这次会的主要是三师干部，有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等。会议决定，军部的教导团与三师合编进行第二次西征(我就是在整编后调给柳万熙主任当警卫员的)，要求三师用半个月的时间编制好骑兵队，趁冬季辽河封冻之机快速突破南满铁路和辽河，挺进到热河一带与关内红军取得联系。三师经过积极努力，按时筹集了马匹，做完一切准备工作，于当月下旬从外三堡出发，奔清原沙河子、过铁路，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到达辽河岸边。不料这年冬季气候反常，冬天还下雨，辽河也没封冻，部队被阻在东岸。由于连日急行军，昼夜兼程，部队得不到休整，到辽河岸边已是人困马乏，部队减员不少。敌人对我西征部队前阻后追，在辽河岸边无法找到渡船，渡河以无望。为避免遭敌合围，只好绕道返回。这次西征开始有四百多人，途中因马匹用具很差而掉队和雨淋得病离队以及战斗牺牲等，回来时只剩下七八十人。我就是在清原沙河子因病离队在当地休养的。西征返途中，三师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率的一部分队伍曾在庙沟那里伏击一辆日军汽车，车上三十多名日本军官只跑掉两名，其余全部被歼灭。这部分队伍于三七年春返回清原、西丰、新宾一带活动。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调到一军军部给杨靖宇当警卫员。这时一军的编制情况是：一师长程斌，二师长曹亚范，三师长王仁斋。一九三八年七月老岭紧急会议决定，将抗联第一、第二军统一改编为第一路军，下设三个方面军。一路军总司令部里有警卫旅，下设两个团(即一团、三团)，旅和团都是战斗部队。总司令部有医务处，处长徐哲;军需处，处长全光(后叛变);参谋处，处长杨俊恒(后调任二师师长，换李兴绍接任)，下有参谋韩仁和。总司令仍是杨靖宇，副总司令魏拯民。
南满省委有个小刘，经手埋过许多资料、文件等。他三八年到一军军部，没任职，但开干部会都参加，后来在打敦化大埔茅河时牺牲。
杨俊恒在打长岗前就任二师师长，在长岗战斗中牺牲。
一九四0年二月，我们跟随杨靖宇战斗在濛江(现靖宇县)大北山一带。这时，杨靖宇身边只有我们六个战士，他带领我们与敌人打了一天，到晚上我们准备穿过公路和伊俊山会师。但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我们没能过去，情况越来越紧急，杨靖宇决定派我带三名伤员，去“乱泥沟”给陈政委(李明山，原中共桓兴县委书记)送信，让他前来营救。杨靖宇还规定了联络地点——旗杆顶子，并掏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张纸，用铅笔写了一个条子给我，然后对我们说：“要战胜困难，战斗到底，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最后，杨靖宇和我们一一握手，并站在高岗上扬起胳膊向我们招手告别，我们望着他不禁流下了热泪。想不到，这竟成了我们同杨靖宇将军的永别。当我们冲出重围找到了部队以后，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杨靖宇将军已经以身殉国了。
抗联一军一师少年营一连长张泉山回忆
一九三三年四月，我在柳河县参加抗联二师五团，给李明海团长当传令兵。五团是这年从磐石到柳河的，在这里呆了一年多。少年连是这年成立的，地点是在柳河县大荒沟，连长王德才，指导员李敏焕。
一九三四年，五团到了桓仁窟窿榆树(当地的警察署长常给我们通风报信，后来让日寇调离杀害了。又换的署长很坏，被李敏焕带少年连化装缴械后处死了)，在这以西六七十里外有个叫牧羊圈的地方与满洲兵打了一仗，对方的番号是“奉天骑兵教导团”，但并没有马队，交火时间不长他们就不开枪了，与我们取得联系后，得知我们是抗联的，还给了我们一些子弹。
抗联与邵本良打过多次仗，光凉水河子我们就打了四次。三三年冬打完邵本良后，我们在柳河县吊水壶过的年。第二年春，邵本良跟上我们，在海龙、磐石等地绕了一圈后回到柳河。尔后，我们又牵着他的部队到东丰县，于六月份在清原县黑石头沟(东南方向是清原县城，西北是柳河县)狠狠地打了他一下子，消灭七百多人，缴了六门迫击炮和三门步兵炮(战后埋在当地)。在这次战斗中，二师师长曹国安大腿负伤。这以后，我们返回柳河，在大青沟开会休整，成立少年营，营长王德才，政委李敏焕。
三四年十一月，我在濛江到军部当传令兵。入冬，军部等队伍到临江，用杨木林子的马(八百多匹)把部队装备成骑兵，以后在通化八道江与敌人打仗。因骑兵目标大，到地方喂马也很困难，就抛掉马重新变成步兵。我们从临江到濛江没站脚，又经金川、柳河、通化、桓仁走了一圈，邵本良一直在后边跟着。这时已是三五年春，我们从宽甸拉古哨过宽、凤交界的杏岭，到梨树甸子大东沟埋伏打邵本良，共消灭他三百多人，我们也牺牲了六、七十人。
三五年，军部行进到桓仁与通化交界的岗山岭上时，发现有三辆日军汽车从下边公路上过，遂派少年营和教导三连(后来变为教导三团)下去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打坏两辆汽车，其余一辆逃掉，打死十二个日本人，活捉一个日本官，经审问得知是通化、安东、奉天三省的经济顾问(杨靖宇牺牲时带的小手枪就是这人的)，叫小林，还缴获一挺轻机枪。以后，我们带上小林作为人质，向日军要了不少枪支弹药。但后来鬼子利用给我们送枪支弹药的机会设圈套围袭我们，于是我们到临江时把小林杀掉，并发出了《告同胞书》。
三五年十一月，部队在濛江那尔轰梳子沟改编为抗联一军。在开改编会时，周保中、曹国安、程斌、李敏焕、崔庸健等干部都参加了。在我的记忆中，崔庸健是一军的政治部主任，审问小林时是他用日语审的。
我在一军军部呆了将近二年(三四年十一月至三六年一月)，以后到少年营担任一连连长。军部曾对外称“营部”，杨靖宇将军称“营长”，这是为了保密。我参加过的在本溪地区的战斗有木盂子、仙人洞、老秃顶子、牙头岭等地的十余次，其中碱厂打了两次。三五年春，军部、一师、五团等部队在桓仁歪脖望与满洲兵、警察打了一仗。我们住在当地，敌人得到消息后向我们进攻。拂晓时，我们退到山上，敌人紧追不放，没想到我们又从两翼翻山回来，围住敌人，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俘虏六十多人，缴获三挺机枪，四十多支大枪。这仗是杨靖宇亲自指挥的。三五年冬打碱厂。北山上有个炮台预先被我们派人围上。我冲到土围子上，里边正是个炮台，有人问是干什么的，我答是红军，那人往后一撤，被我一枪打死。里边还有五、六个人，也都被我们缴械。这次战斗我们是从南边攻的，杨靖宇将军在南山制高点上指挥。打碱厂的目的是拔钉子，也是为解决些吃的。这次战斗中，有个小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主动上缴，偷偷套在脚趾头上，后来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疼走不动路被发现。指导员请示上级，将他就地处死。三六年秋，我们打过桥头镇，那里有个三十多人的警察署。我们是从碱厂北老洞沟出发，奔南山、“滚蛋岭”，下边是小平原。从午后三点走到后半夜，打下桥头警察署后到长杠休息。这次参战的有军部、一师、少年营等共六、七百人。
教导三连是在三五或三六年改编为教导三团的，团长是个山东人，常到军部来。在我的记忆中，没听说有教导一团，可能他们没直接跟随军部活动。教导三团一直跟着军部走。
一九三七年开始西征，目的是扩大新区和扩大影响。因为辽南一带没有并屯，同时那里还有邓铁梅和唐聚武抗日部队的残部，我们打算去把他们统一起来。西征并没有与关里接头的任务。参加西征的有一师师部、少年营、三团等部队，共七、八百人，少年营打头阵。西征从铺石河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草河口之前路过一个隧道(里边有火车轨道，还可以走大车，挺宽敞，涨水时还有水)，进草河口后，军部有个侦察员叛变，把我们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六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我们无法往后撤退。急中生智，我们打破胡同里一个小商铺的后墙板冲出去，拿下山坡上的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以后，我们跨过安奉铁路，在一个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我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我们只好在大山里转悠。再往前走就翻过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过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到岫岩，之后到过羊胖沟、弟兄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中缴获而得以补充。在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我们接到交通员来传达的师部命令：化整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羊胖沟、三家子、牛毛坞三处。此时已是37年秋后(割高粱了)。敌人并没完全退下去。
我带少年营一连沿岫岩和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尽头是庄河的龙潭沟)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黑天在半山腰摸着走，每宿走不了多远。白天因为怕暴露目标而潜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不了解，把我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都藏了起来，致使我们三、五天也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王营长率二连在弟兄山与我们分手后，大概是突出去了。我们连从出发时的七十多人减少到二十七人。我们最南端曾抵达庄河的龙潭沟，然后又折回海城境内。在离唐望山不远处的南胶排至北胶排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三支枪和三百多发子弹。通过对抓获的俘虏的审问，得知晚间过公路的口令和守路敌部的番号，于半夜混过公路。不料刚过去就被敌人发觉了，他们很快追了上来，我们的右侧也发现了敌人。我们奔到一个山砬子上与敌人交火，从早晨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弹尽粮绝，大部分人牺牲，最后只剩下我和六号战士(姓张，桓仁牙头岭人)、小曹三人。我们三人把同志们的尸体推下三十多米深的山涧，把枪也摔了下去，然后都跳了砬子。
我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我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上，用草棵子遮住脸，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到早晨敌人撤走后我们才走上岸。这时，来了一个留着两撇胡子、带枪的小个子，他象认识我们似地离老远就招呼我们过去，我们见已无法躲了，索性站住未动，他只好走了过来。待他走到我们跟前，我冷不防用手枪(膛里已无子弹)顶在他腰上，喝令他举手投降，并迅速下了他的手枪。他边举手边解释，说他是抗日救国军三旅的参谋长李东坡，听见这边打仗，过来看看能否对与日伪作战的人提供帮助。我们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但因对这里人生地不熟，姑且让他领我们走，再想别的办法。他领我们到不远处叫小东沟的地方一个邹老头家，叫我们先吃饭，我们不敢轻易信任他，便把饭端到山上吃，吃的是高粱米粥。尔后，我们又让他领我们挪个地方睡觉，我和六号、小曹三人轮流放哨，一方面防备敌人，另一方面也是监视这个李东坡，怕他是坏人搞鬼。这样睡了一宿，身体逐渐恢复过来。第二天晚上，李东坡又领我们到白云洞，在这里吃了顿白面饼。之后又上山到蚕窝棚(蚕农放蚕、剥蚕茧的草棚子)里，李东坡布置蚕农给我们送饭，并叮嘱蚕农们要保密，连家里人也不能告诉。蚕农们果然秘密地为我们送来几次饭，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闻知敌人全撤走了，我们就要走，这时李东坡告诉我们，抗联已经放弃了本溪根据地，程斌投降，部队都离开了。他劝我们留下，以后再打听部队的去向，把我们送走。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人少力孤，部队又远在他乡，一时也难以回到长白山区，于是我们在李东坡的抗日义勇军中呆了一段。
李东坡原是东北军的军官，旅部大概是在丹东，旅长是唐聚武。李东坡自报是旅参谋长，据说是上校军衔。唐聚武义勇军失败后，他率残部在他的家乡海城三角山一带活动，后在一九四0年在对日作战中牺牲。
我离开李东坡的队伍后，回到北满，在黑河当矿工。四五年光复后，我在黑河组织了工人队伍，担任连长。我们这支工人武装以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
抗联一军教导团机枪连指导员赵振华回忆
我是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在临江参加抗联一军军部教导团机枪连的，第二年担任机枪连指导员。
一九三五年四、五月时(还没开始种地)，军部、教导团、卫队等骑兵部队(五百来人)从集安、凤城经过，来到桓仁歪脖望(对面有个叫砬子沟的地方)，在这里被两千多日伪军包围，打了一仗，杨靖宇的一个传令兵(外号“陈大嘴”)在这次战斗中牺牲。这次多亏伪军廖旅部队帮了忙，我们没受大的损失，军部只牺牲了那个传令兵。战斗一开始，廖旅是从我们东边上来的，我们的马刚好暴露在他们骑兵营的射程之内，他们却没打我们的马，与他们交火的是教导团一连。打了一阵子，他们停火问我们是谁的部队，我们回答是杨司令的队伍，他们开始不信。又打了一阵后，他们发觉我们火力较强，再次停火问我们是哪部分的，我们仍回答是杨司令的队伍。他们提出让我方派个人去接头，我们出于戒备之心也要求他们派个人，在双方阵地前接头。于是，我方一连副连长与他们一个连长见了面，廖旅长那个连长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投降鬼子也是没办法。我们不打你们，放你们走，但你们别顺来的路走，那里都是日兵的卡子。”他还告诉我方的副连长：日军有大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了军事大“讨伐”，最后还问我们的子弹剩多少，可以给我们些子弹。我方的连长当时没表态，怕他是借机探听我们的实力，说回去请示一下再答复他。经向杨靖宇请示，告诉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子弹，我们将送他们一些大烟土。廖旅长的连长建议我们假退却让出个山包，然后再由我们反攻夺回，他们将留下一些子弹。我们按他的建议，退后又反攻回来，收到了他们留下的十多箱子弹。我们则送给他们两驮子大烟土。双方一律往天空中放枪，听起来好像打得挺激烈。临近傍晚，廖旅又派人来建议我们晚上从他们占领的山头上撤退。因我们受到四面包围，从别处不好突围，杨靖宇决定从廖旅阵地突围。晚上，我们在一个制高点上留下两个排掩护，以防廖旅有诈，其余的部队都从廖旅占的山头撤走，最后留下的两个排也安然撤出。在经过廖旅阵地时，他们的士兵还告诉我们：“慢慢走，不用忙，小鬼子离得远着呢!”我们全部撤出后，伪军立即向我们原来占的山头开枪，结果刚摸上山头的日军，误以为廖旅是红军，向他们还击，双方直到天明还打得难解难分。日军的一个军官到了我们曾占的那个山头后，不解地说：“杨靖宇飞了?”
以后，我们到山里把马都处理了。因为一是骑兵目标大，常招来敌人;二是骑兵到地方上给群众造成的负担重，不仅部队要吃饭，马还要喂。骑兵队从三四年十月建立，到三五年五、六月份撤销，共存在半年多时间。骑兵撤销后，我们回到河里、临江一带了。
梨树甸子战斗我没参加，我所了解的情况是：邵本良当时失去日本人的信任，日本人要干掉他，被别的汉奸劝住。日本人让邵本良拿出消灭杨靖宇的新办法，他说采用穷追术。结果日本人给了他三架飞机、三千骑兵，并同意让各县保安团听从他的调动。邵本良紧咬住我们不放，最多只差一天的距离，有几次还接触上打了起来，但是一直未占到便宜。军部最后在梨树甸子会同一师、三师部队，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邵本良负重伤逃走，部下全部被歼。
抗联一军一师三团十一连长马广福回忆
我是桓仁县沙尖子秋皮沟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在浑江江北黑沟给刘家大地主扛活。入冬的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有两个人来到我跟前，他们问我家庭和其他一些情况，然后给我讲地主剥削穷人的道理，讲日本人占领东北屠杀中国人的罪行，讲红军是做什么的等等。这些话真讲到我心里去了。原来这两个人是红军做地方工作的，一个叫丁三，另一个姓冯。打这以后，我与他俩的关系密切起来。不久，丁三让我向农民进行抗日宣传，并做发展群众组织和侦察等工作，我曾到八道江、六道江等地打听过消息。一九三二年阴历四月，我经韩浩、丁三二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根据丁三的指示，我积极在群众中发展反日会成员，后来又当上了反日会长。以后，我又在八道江北组织了一个游击队，叫第六大队。一九三三年阴历八月，这一带的抗日游击队发展到五百多人。十四日这天，红军政治部主任王仁斋召开游击队员大会，宣布正式成立抗日游击队，受红军杨司令领导，下分七个队，我在会上被选为第六队队长，我们这支队伍活动在柳河县的大、小黄沟和里、外岔沟一带。
我记得在一九三三年秋杨军长就到了浑江市江北，在黑沟里的五间房召开了游击队队员大会，各地的游击队都调去了，各队的领导干部也都去了，总共有一千多人。大会开了七、八天，宣布将抗日游击队统编为红军第一军，杨靖宇为军长。下设一、二两个师，一师师长李红光，副师长韩浩;二师师长曹国安。我们这个六大队被编为一师的十一连，我任连长。一师人多武器足，干部力量也强，是一军的主力。师下辖一、二两个团和一个少年连，少年连的干部是按团级配的。整编完之后，韩浩带队按军部的命令南下，奔桓仁、新宾一带。
一九三四年，我们在临江上六道沟错草顶子过的年，后来李司令带着十一连、八连、游击二连共二百多人到长白十二道沟。转过年正月，我们打了朝鲜的捷克城，抓来十多个日本人，得了十几件呢子大衣。我得的那件大衣最好，是细呢的，红不红、青不青的颜色，以后给李司令穿了。他牺牲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大衣。
一九三五年阴历三月的一天，我军在行军时遭遇到满洲兵追赶，程斌师长和李参谋长以巧妙的战术来个反攻，拼命追捕满洲兵。追到赛马集时，那里的警察见到二百多满洲兵狼狈逃跑，也随着逃跑。我们顺利地打下了赛马集警察署，打开仓库，共缴获千余支陈旧破烂的枪支和其他物资。一九三五年春，打完朝鲜捷克城后，李红光率我们返到临江上三道沟和杨军长接头，二师、南满游击队也去了，在三道沟里的五花顶子开会。这时，伪军邵本良部队在日本守备队的配合下摸了上来，我们与他们交火，一共打了九天九夜，边打边退，奔抚松新开岭和湾沟，又从湾沟撤到濛江的头道花园。这时因日本鬼子把山里的房子烧了，没地方住，也没地方吃饭，就把红苞米拿火上烧着吃。我们在头道花园葫芦沟和敌人打了一仗，晚上就和军部、二师分手，杨司令奔濛江，二师奔抚松。我们一师由李红光率领奔临江三岔子、里外岔沟、板石沟，又顺八道江下去，到哈蚂河、闹枝沟、大牛沟，晚上又奔梅河口到通化的铁道，在五道沟驼腰岭捕杀了徐县长。这以后又到过海龙的大沙滩、黑石头，新宾、通化交界的三棵榆树，在三棵榆树住了一宿，又和军部杨军长带的队伍会合了。这时杨军长带有二百多匹马，军部队伍都是骑兵，我们是步兵，我们联合打下了新宾东昌台警察署，把警署的房子烧了，缴了三十多支枪，抓来的警察每人发给五元钱路费放了。接着又与从新宾来的敌人打起来，打到天黑，后来我们退到新宾红庙子。第二天早开始行军，奔桓仁海清伙洛，在王家大院住下，杨军长奔高俭地、木盂子去了。这时敌人已跟上来了，杨军长他们在歪脖望被敌人包围了。杨军长喊话，把满洲兵的心讲活了，满洲兵就对日本鬼子开了枪，杨军长带队从满洲兵让出的路上撤出，奔铧尖子、洼子沟、红庙子一带。
我们一师顺海清伙洛、碗铺奔新宾县的大道行进，大道边上有个学堂，这个学堂附近有几家大户，在那牵了十二、三匹马，准备把一师也编成马队。我们这二百多人有师部、八连、九连一个排、十一连、少年连一起奔老爷岭，岭顶上有个瓦庙，庙里还有塑像，我们就在庙里庙外休息了一阵。之后，李司令下令让队伍奔橙厂，但尖兵刚出去不远就和从平顶山来的敌人打上了。这仗从下午两点多钟打到七点多钟，当时我们在老爷岭岗上，敌人在西边岗上，他们往上冲时被我们打退回了西岗。于是，敌我在两个山头上对面交火了。战斗中，我们有一个战士负伤，从嘴巴里打个双眼透，敌人一直没冲上来。下午四点半多，日头快要下山了，李司令用望远镜四处观看敌人动静，他的传令兵上去一个，我说那个地方“漏查”，应该躲避点。话未说完，敌人机枪就扫了过来，李司令中弹倒下，我们都跑过去看，子弹是从胸膛打进去的，有筷子粗的枪眼，一点血也没出。这时李司令就一句话也不会说了。我们用布做的软担架把他抬下山，从庙东坡下来，顺山坡奔碗铺爬犁房子沟抬到海清伙洛的岭上(岭那坡是海清伙洛，岭这坡是新宾红庙子)。我们十多个人换班抬着担架，晚七点多开走，后半夜三点多钟送到，交给了韩部长。我们在红庙子蹲了一天联络韩司令，韩司令接我们去横道河子、高俭地、仙人洞、门转岭，又从二户来沟里过岭到了宽甸四平街、天桥沟，过岭又到了凤城的大边沟，这一段没打仗。这以后队伍又到凤城的三道沟、本溪的汤沟。汤沟门有个胡家堡子，这里有支二十多人的警察队，被我们缴了枪，扒了房子。我们又奔汤沟里，在一个岭上走了一宿，到了黄柏峪，当地的警察听说我们到就吓跑了。而后日本守备队又来了，我们抢先占领附近最高的前山，把日本守备队打死三十多人，我们牺牲了一个通讯员。直到晚七点多，敌人才被打退。
一九三五年的阴历四月末，我们从黄柏峪前岗过去到了凤城界。在凤城界住了一宿，早两点就出发，从这里又奔大边沟，想在那儿的一个屯堡住上一宿，第二天再走。可到后不久，敌人来了，又打了一小仗。再从天桥沟转回四平街，住了一宿。第二天行军到杨树岭，过岭就到了新宾县的大东沟。刚刚住下，敌人又来了，也打了一仗。当晚敌人住在杨家堡子，我们住在芦家堡子(都距平顶山近)。天亮后，我们又从沟里奔平顶山的大屁股沟，从沟里过岭又奔桓仁的高俭地，在高俭地蹲了一天山，挨了一天饿，这正是五月节这天。下午四点多钟，从高俭地沟里过岭奔横道河子，在孙家大院住的。尔后，又到海清伙洛王家大院住了一宿，再奔红庙子。晚上队伍出发，这时正是铲地的季节。师里领导干部有韩司令、程斌、李长脖(当时是少年连政委)、傅科长等。韩司令对我讲，部队准备去和军部接头，奔辑安一带，叫我带十一连在桓仁一带活动。我要求跟师部走，韩司令说：“你有在游击队时单独活动的经验，有什么事就和军需部韩部长取得联系。”我就带领七十多人先走了，韩司令他们剩有二百多人。
我们与师部分手后，从红庙子奔海清伙洛，又到横道河子、高俭地、仙人洞等地。这时师部那边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了。我们到平顶山把当地的伪自卫团打跑，又在新宾杨家堡子打了伪连庄会(地主组织的武装，牛角一吹，一家出来一个)，把老抬杆儿都撵下来了。在杨家堡子还召集了群众大会，我给当地群众讲了红军政策，讲了红军是干什么的。这以后我们再到这里，群众非常欢迎我们。离开杨家堡子，我们过岭到桓仁四平街把当地的连庄会给撵散了。四平街净是种大烟的，我们以后就常在这里活动，用大烟熬膏药，和烟主讲明道理，共弄了五十多两。我们这时期就围绕桓仁的二户来、八里甸子、前后夹道子、大恩堡，宽甸的红石砬子、洋车子、滴水砬子一带活动。
三五年庄稼起身后，阴历七月韩司令牺牲了。一师由程斌带队回来，过了富尔江，我们到仙人洞沟里和大部队接的头，尔后与师部等一起到宽甸四平街活动一段时间。八月间，杨军长来到桓仁外三堡附近，一师前去会合。杨军长宣布程斌为一师师长，李长脖任一师参谋长。这时一师的编制是三团(有名，没有团长)、少年连(六、七十人)、警卫队(五、六十人)、八连(七十余人)、九连(七十余人)和十一连(七十余人)。八连的连长就是以后的三团侯团长，九连连长姓刘，少年连连长我记得姓王，李参谋长还兼少年连的政委。
一师整编后就奔外三堡、东营坊、汤沟、久才峪，在包家堡子把包队长领的三十多满洲兵打跑，筹集些给养，过岗后又和敌人打起来。以后部队又分头出发了，程斌率领师部及一师大部分队伍围绕和尚帽子山前后活动，在这里过年过节，直到他叛变前都没离开过。我就带队去宽甸，在绿豆营子、滴水砬子、前后吊晃子、小雅河、大牛沟和桓仁的二户来、沙尖子、闹枝沟、马圈子、二棚甸子、摇钱树以及本溪的草河掌，辑安的蚂蚁河、高台子、八宝沟等地活动。有些时候也和师部会合，但没有大的事情不碰头。我们这支小队伍就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贴标语，听到敌人的消息马上通知师部，到合适的地方就截击敌人，开辟些新的地区。我们跟师部也共同活动过几次，每次十到二十天左右。
这年阴历八月间(吃梨的时候)，李参谋长曾率领师部卫队一个排(我当时任卫队队长)和少年连共六十多人在桓仁县八区铧尖子附近打过一仗。根据事前得到的情报，我们埋伏在横道河子沟里。早晨八点多钟，就看见从村头走过来五十多个满洲兵，还带着十几个女的，骑着马，他们是打算到这个沟里打梨吃。不多工夫，满洲兵进了沟里，正想集合，李参谋长放了一枪，我率队往下冲，满洲兵立刻乱了营，一窝蜂似的东奔西窜，女人也鬼哭狼嚎地直往人堆里钻。打了一个多小时，敌人只跑掉不到二十人，余下的全被消灭，这一仗我们缴了三十多支枪。在战斗中，我的传令兵小王被警长打死，我一见到那个警长(已被俘)气得两眼冒火，正想用一粒子弹结束了他的狗命，被李参谋长拦住。李参谋长向我讲优待俘虏的政策，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当时我还没想通，后来想明白了。
一九三六年阴历三月初，程斌、李参谋长率一师在宽甸打崔家大院，失利后我们都撤退到天桥沟一带与前来的杨司令会合。这时，伪东边道讨伐司令邵本良率队追了上来。邵本良部队约一千多人，还有三架飞机护送，这飞机一发现有红军就投弹扫射。在崔家大院战斗后的五、六天，杨司令、程师长、李参谋长率领七、八百人来到凤城县夹砬子沟里，见地形极为有利，便命令全军埋伏在沟两侧的山坡上，待机歼灭邵本良。可等到上午十点多钟邵本良也没有来，杨司令便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还命令北坡战士先休息待命。约十一点多，邵本良率一千多人从沟口走进来了，约进沟三、四百人，杨司令先开了枪，接着就发起了猛烈的冲锋，两面夹击，一师的机枪手发挥了很大作用。战斗到晚饭后才结束，放进沟里的三、四百敌人，除邵本良等几个负伤逃走外，几乎全部被消灭。击毙人数不详，但我亲眼看见有几条小河沟的水都被敌人的血染红了。战后伪警察仅向凤城街上就要了七十多口棺材。 这仗我们缴获了不少武器。
打完邵本良后，我们又到天桥沟、大雅河、外三堡等地休整，大约活动了一个多月，杨司令率军部奔抚松方向去了。一师在程斌和李参谋长的带领下在窟窿榆树活动了一段时期。
西征南下的时间是三六年五月初，目的是打通辽西地区，进关与关内红军会合。参加西征的有一团的七、八、九连约一百五十人，少年营一百五十人和卫队九十来人，共约四百来人。四团留在宽甸、桓仁等地，而三团和老五团三百来人已改编为三师，到开原、东西丰县活动去了。西征开始没分路前进，都是从草河口附近的安奉铁路过，走的路全是高山小道，白天蹲山，夜间行军。走不远曾分两路，程师长率一团为一路，李参谋长率卫队、少年营为一路，有时两路又会合起来走一条路。我们这股跨过辽阳县界一个边，还到过九沟岭、分水岭，其它地名实在想不起来了。到了辽西地区，前方敌人封锁得严，层层包围，这里又没有群众基础，不少群众被敌人利用，手持木棒，村村站岗放哨，见到我们就吹号，敌人越聚越多，交通又便利，很快就会把我们包围。加上辽河涨水无法过去，师部就命令往回走。回撤时分散活动，边走边战斗，大约一个来月回到摩天岭，被敌人包围，打了一次大仗。这次战斗，我没有和李参谋长在一起，他在大约离我有半里多远的地方。在传令兵传达撤退命令时，他告诉我李参谋长在当天下午三点多钟光荣牺牲了。撤退后，我听亲眼见到李参谋长牺牲经过的战士说，李参谋长率领战士们向敌人冲锋，跑在前面，边冲边喊。正在这时，被敌人的机枪子弹从前胸打进去，后背出来的，当即牺牲。他的传令兵也牺牲了一个，他的尸体没抢下来，部队就撤走了。
摩天岭战斗后，我们回到外三堡一带集合，又在窟窿榆树沟里四平街堡子与杨司令会合，在那里由杨司令召开全军大会。杨司令说，摩天岭战斗取得重大胜利，给日寇很大打击。同时，他流着眼泪沉痛地宣布：李参谋长在摩天岭战斗中牺牲了。随后，带领全军致哀三分钟。开完追悼会，杨司令编了一首诗歌，颂扬摩天岭大捷。歌曲编出后，全军战士唱了很长时间，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抗日胜利的信心。
全军大会后，军部给一师补充些战士，使一师重新整编起来了。不久，我被调到四团任四连连长，随队伍到宽甸、辑安等地战斗。
程斌于一九三八年在碱厂投降了敌人。这时我已经是四连(原十一连编为四团四连)的指导员。听到程斌投降的消息，于九月我带队奔辑安，在蚂蚁河沟里和杨军长会合。杨军长见我们的鞋都坏了，就命令给换了鞋，给弄的土豆吃了，当时魏拯民(过去二军政委)也在场。在辑安又成立了一师，曹亚范任师长。师下有一团，团长张明生，政委姓赵，大个，山东人。我这时是三连指导员，连长姓蔡。从此以后，队伍再也没到过本溪、桓仁、新宾，只是在辑安、柳河、濛江、抚松一带活动了。我一直随队伍活动到一九四二年，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日寇抓到濛江当劳工，险些被杀，光复后我才被解放出来。四六年参加我党领导的县大队，经过土改，又参加了公安队，担任队长职务。
抗联一师三团九连一排排长甄宝昌回忆
我在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第一次认识杨靖宇司令，这年我二十四岁。开始我们不知道杨靖宇是红军，都误以为是“胡子”，谁也不敢接近他们。后来看他们不抢不夺，对人和气可亲，我们年轻人就都接近他们了。这时杨靖宇就给我们青年人开会，讲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的道理，我们这才知道杨靖宇是中国红军，是打日本救中国的共产党军队。所以我在六月间没和叔父商量就参加了红军。但第二天我就被叔父找回家去，在家住了十多天。我想：我不能当亡国奴，还得当红军打日本。因此，我会同同村(临江县里岔沟)的周立春，以到外村给地主铲地为名，扛起锄头去找红军，第二天在西南岔找到了红军。因为我以前在红军里呆了几天，所以九连一排的张排长一见到我就说：“你真坚决，又来了。”我回答说：“这回非干不可，谁找我也不回去了。”就这样，我和周立春都参加了红军，我被编到九连一排当四号战士，他被编到九连二排当五号战士。
我刚参加红军时，这支部队据我所知有三团、保安连、少年连，共计约二百人。我所在的三团有八、九两个连，共四个排，一百二、三十人，每连有六十多人。团长是韩浩，政委是曹国安。各连有连长和指导员(有的连没有指导员)。我们连的武器装备，连长用匣枪，排长用“三八大盖”，战士们使用套筒子、“大八勾”等杂牌枪。
我参加红军后，部队的主要活动地点在临江的西南岔、通化的二密河子、柳河的打牛沟等。在这些地方共打了六、七仗，其中主要的一次大仗是在二密河公路上打的。我们事先得知从沈阳来了一些日本鬼子的守备队，他们往回走时路经二密河，乘两辆汽车。于是，决定由三团八、九连打埋伏。这天拂晓，韩浩团长带队埋伏在公路两旁，指挥部设在山头上。快到十点时，由通化开来三辆汽车，上边坐的是满洲兵，我们放这三辆汽车过去。接着，又开来了二十二辆汽车，比原来知道的多了二十辆，全都坐的日本人。指挥部一声枪响，我们发起了进攻，把这二十二辆汽车全都打停了。我们冲上去，与敌人展开了激战，直到十二点才结束。这一仗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缴敌人“三八”枪一百多支，七九机枪一挺，还有手枪、子弹等，打死、打伤鬼子一百多人，其中还有个戴大肩牌的大官。我们自己伤了六、七个人，九连一排的刘排长(张排长这时已被提升为八连连长)牺牲了。这一仗是八月中旬打的，这以后我们回到了哈密河龙爪沟，杨靖宇司令召开了全军大会，到会千余人。会上，杨司令总结了红军的活动情况，表彰了我们三团，号召全军向三团学习。这次会议后我被提升为九连一排排长。
同年十一月成立了军部，杨靖宇任军长，下设三个师，一师师长李红光、副师长韩浩，二师师长曹国安，三师师长王仁斋。一师下设两个团，即三团和五团，三团团长姓侯，五团团长姓什么记不清了。三团共计两个连，即八、九连，每连三个排，全团共一百八、九十人。
一师编制起来后，韩浩副师长率领三团九连一排三十多人和五团一连七十多人从哈密河出发，经过通化二密，越过新宾三棵榆树、五凤楼，红庙子的长岭前后、查家堡子、大青沟，到了桓仁的洼子沟沟里张家街，以后就长住在洼子沟、海清伙洛一带。
到桓仁后，我们就与当地山林队“文明”、“胜武”、“朱海乐子”等接了头，在洼子沟、海清伙洛、横道河子、仙人洞、木盂子一带活动，开辟与建立游击根据地。当时由李明山(绰号“八个爪”)做地方工作，任务是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建立地方组织，组织地方自卫队。至于他的工作详细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当时地方组织、自卫队的负责人是“隋没牙子”，我们主要是由他和自卫队给带路进行活动。这年腊月，我们在红庙子的大青沟遇上了日本鬼子，打了一次遭遇战。这一仗双方没有大的伤亡，只是敌人有好几十人冻坏了脚，我们仅受伤一人。
这年我们在张家街过的年。我们九连一排正好和韩司令一起住在张家大院里，他住张老四屋里，我们同他住在一趟房，中间只隔一道山花墙。五团一连住在张家街的后沟门，距我们的住处有半里多路。因年前在大青沟与鬼子打过仗，不少鬼子冻坏了脚，所以鬼子虽然知道我们在张家街过年，也没来袭扰。韩司令亲自给铧尖子警察署去信儿要的年份儿，李相山的大儿子李在野也买了一部分吃的回来。韩司令是朝鲜人，当时还跳舞唱歌给大家取乐。这次我们在张家街住了五、六天，年后我们排和五团一连分别由韩司令和师部副官李相山率领活动，我们在张家街一带，他们在海清伙洛一带。
一九三五年三月，韩司令带我们九连一排在张家街下桦树底与敌人打了一仗。日本鬼子乘两辆汽车来打我们，共七、八十敌人。战斗进行了两个多钟头，我方受伤两人，小十号战士双腿被敌人打折，敌人的伤亡情况不清楚。尔后，于四月间又在张家街打了一仗，敌人大约三百多，除了少数鬼子外，都是满洲兵。本来这天中午饭后，我们要往西南沟去奔海清伙洛。在出发时吹集合号，被敌人发现了，他们偷偷上了后山，我们正要出发，地方自卫队金排长说：“你们不要去了，二户来今天出兵，你们明天走吧。”韩司令就决定不走了，他叫我们上东山住。这时先头部队老三号他们已经出发了，他派人去把老三号叫回来。正这时敌人从后山上冲了下来，我们忙接火，抢上了一个小山头。我们的孙司务长枪打得好，我就和他在小山头上掩护部队突围。我俩打死了二、三十个敌人，可敌人也给我们俩包围了。我叫孙司务长先冲出去，随后我用火柴把周围的草点着了，火就着风起，烟雾弥漫，我趁机顺利地撤了出去。到了山岗上，韩司令清点人数，都齐了。我年轻好胜，又第二次和孙司务长到另一个山头打击敌人。结果，我们俩人的右手都负伤了。韩司令一见我们负伤，亲自带队向敌人冲锋，敌人撤退了，我们就奔向了海清伙洛。
到海清伙洛之后，我就在当地养伤，住在群众的两间房里，和我一起养伤的还有小十号、孙司务长、小老万三人。这时群众已经撤走了，照顾我们养伤的是一家姓孙的哥俩——孙老五、孙老六。孙老五给我们做饭，我们主要依靠自己养伤，没有什么好药医治。在我们养伤的两间房里，安了两台缝纫机，有人给部队做军衣、军帽和子弹袋等。
同年七月末，我的伤好了，就到仙人洞去，找到了师军需部长韩震(有一只眼睛是瞎的)，他派我当军需部下属的看守队队长。看守队的主要任务是看守由前方捉来的汉奸、走狗、土豪、恶霸等，并向他们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争取他们为抗日出钱出力。经教育后，让他们给家属去信儿，拿来钱或物资的就释放他们，对罪大恶极或经教育不改的汉奸，我们就处决他。如在桓仁抓的一个六区的警察署孙署长，群众对他恨之入骨，被我们的一个姓孟的战士枪毙了。看守队共十五、六人，归军部直属领导。武器只有一支手枪，其余全是“八大勾子”、“三八盖子”、套筒子等，活动地点是仙人洞、高俭地、木盂子三处。在仙人洞南一里来路有一个半截洞，是个密营，李明山和他的老婆在那里住过。我到看守队不几天，军需部主任就换了，由胡国臣接替韩震当部长。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我就离开了看守队，到军需部当分队长了。当时军需部共有三个分队，九十多人，使用的武器是“三八”、“七九”、“八大勾子”、手枪等。我任一分队的队长;二分队由一个鲜族人李指导员领导，这时已经被杨司令带走了;三分队队长姓柳，单独活动。我们一分队在胡国臣的直接领导下，任务是为大队筹集给养、看守物资。我们主要的活动地点是：西河掌、外三堡、马架子、东小堡等地，由桓仁的高俭地延伸到新宾的西河掌、桓仁的外三堡。
在外三堡，我们去之前就已建立起三个密营，倒木沟一处能住三十来人，洋湖沟里二处。倒木沟的密营主要是部队伤员养伤，与大部队通讯联络，部队过往住宿等。洋湖沟门的密营，是由一个姓安的和一个姓丁的印刷宣传用品用。洋湖沟里的密营是最秘密的，是后来胡国臣部长的养伤处，这三处密营都不存粮，住在里边的人主要依靠外三堡的群众给送吃的，或是自带。以后倒木沟的密营就比较公开了。
一九三七年冬，一师在老边沟里有一次战斗。战斗结束后，胡部长带队进了倒木沟密营。我在这前几天去本溪办事，回来后带二十来人到倒木沟里去找胡部长，我们事先约定在这个密营里集合。这天恰好四团的“隋没牙子”团长也带了几个人来，晚间大家就都住下了。第二天天亮之前，我们在密营外拢了一堆火，没想到被敌人发现了，他们三面包围了密营，鬼子、伪军从沟里冲了下来。沟门口有一片大冰湖，敌人对准这里架了四、五挺机枪，再往沟外五、六里都是敌人。我和老黄坐在外边烤火发现了敌人，这时他们还没开枪。我立刻趴在地上，掏出匣枪打了一梭子弹，烤火的老黄和密营里的三十来人开始往外冲，此时东面沟里和北面山上的敌人也打起了枪。当我们的战士跑到沟门冰湖上时，沟外的敌人机枪扫了过来。我们的人有牺牲的，也有受伤的，同时也有些人冲出去了。我便返回里边拿出了我的大枪和三十两大烟土，出门往沟下边跑。到了下边，看到小五号受伤，就接过他的枪，背上他往南山坡上跑去。到了山顶上，看见胡部长和他的传令兵小刘，胡部长右腿受了伤。再往沟外看去，已有一部分同志冲了出去。这时敌人已占领了密营，把密营放火烧了，又开始搜山，没得到什么也就走了。我们三人在山上呆了一个晚上，受我们指挥的抗日军高维国带三十来人从洋湖沟来找我们，会合后，一起到洋湖沟去了。走之前，我们下山收拢了同志们的尸体，共牺牲了十六、七名同志，“隋没牙子”团长也牺牲了，而且他的头被敌人割掉带走了。
洋湖沟里的两个密营是极秘密的，一般的战士到不了这里，在遭破坏之前我也没到过。沟下边那个是印报的，有个参谋负责，他姓安，是个朝鲜人。印报的纸是白色的，印上红字或黑字，发给部队和当地群众，内容是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抗日救国，号召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同时也登一些我们的战斗胜利消息。这个密营在倒木沟密营被破坏半个月后也遭到敌人破坏。洋湖沟里的密营是胡部长在倒木沟受伤后养伤的地方，有五、六个战士照顾他。这个密营在沟门印报的那个被破坏后十几天也遭破坏，胡部长和五、六个战士全部被俘。
外三堡的三处密营被破坏后，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带，主要活动地点是在新宾的马架子、西河掌，本溪的外三堡和凤城的大夹砬子等地。从一九三六年八月间我到一分队一直到三九年六月离开这里为止，我们的活动任务是：开辟游击区、建立根据地、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教育、组织农民自卫队。为了保存实力，我们尽量避免和敌人发生冲突。这时期我们自己储备了一些粮食，进行分散保管和储存，大部分粮食都放在山上。储备的粮食都是群众提供或我们自己到地主地里弄的，穿的衣服大都是通过地下工作人员给搞的。如一九三八年冬做棉衣用的棉花，就是通过新宾四方台一个姓吕的给买的。
一九三八年六月，程斌在碱厂投降，没过几天，他就派地方的地主、走狗来劝我们投降，并派出人到处找我们。这时，我率队由外三堡到了新宾的西河掌、马架子等地活动。不久，我们又回洋湖沟里和高维国部抗日军会合了，总共有七十来人，包括有我带来的三十人。由于我们没投降，程斌就亲自带领一千多人来“讨伐”我们，我们只好整天在森林里转了。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和高维国率队伍由洋湖沟出发，沿本溪、新宾、抚顺边界活动，途经东西麻户、赵家堡子等地，到奉天城边子进行活动，打算弄到棉衣过冬穿。我们在奉天的二、三区佟家二道沟、荒山子、糜家屯、红果铺一带活动了十几天。这期间，高维国与奉天省的副省长接头谈判没成，我怕情况有变就带原班人马离开沈阳城边。这以后，高维国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离开高维国后，敌人又派已经投降的三分队李副官来劝降，我看硬挺不行，就以先到赵家堡子办事为由骗过他，率队回到新宾的西河掌、小东堡一带活动。这时，由于敌人封锁，我们再也搞不到供给，战士们的情绪低落，个别的思想产生动摇。先有两个战士携枪逃跑了，接着又有姓刘的哥俩拉拢一个姓丛的三号战士，企图把我打死后带队投降敌人，幸好三号战士揭发了这件事，我立即将这哥俩处决。为此我给大家开了个会，鼓励大家坚持到底，过了年就去找杨靖宇。我同时也宣布：愿意干革命的跟我走，不愿再坚持的可以把枪留下回家去，只要不当敌人就行。从此就陆续有离开部队的，到九月只剩下我们七个人了。我们把离队战士的枪插在西河掌沟里，准备了一些粮食预备过冬吃。十月，我们在新宾的马架子西沟里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冲出来六人，只有六号战士没冲出来被敌人俘获了。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们离开新宾西河掌，经桓仁的仙人洞等地到桦甸找到了一军军部，见到杨靖宇后随军部活动。这年腊月，我又带十几名战士与军部分手，会合军部全主任率的小部队一起活动。到一九四0年五月，我得了病，在濛江青年岗的密营里养病，有个叫李凤远的人照顾我。这时，我带的部队也都归全主任领导。一个月后，我病好了，到濛江一带找队伍，找了一个来月也没找到，后来才听说那个全主任带队投降了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于八月初回到临江八道江的里岔沟，把枪插在南岔的山上，通过原来手下的战士陆万林介绍，到七道沟铁矿干活，一直隐藏到光复。
抗联一军一师三团战士李成才回忆
我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去新宾县的老戏场参加韩副司令领导的队伍的。他当时还兼任三团的团长。三团下边有九、十一两个连，九连二十多人，实际是个独立排，排长甄宝昌;十一连四十多人，连长姓什么不知道，以后在四道岭战斗中挂重彩，死在木盂子的“三省”家里。李相山副官那时也在队伍中，当年五十多岁，管印报、编歌等事。还有个解麟阁，是师部的参谋，四十多岁，以后回小恩堡探家时被二户来的警察打死。
韩司令当年三十多岁，中等个儿，四方团脸，说话象中国人一样(实际上是朝鲜人)，有文化，常穿黄呢军装。三五年时，他有三个传令兵：小老万、大王(铧尖子东堡王明德的儿子)、 二王(王传圣，木盂子王玉林的儿子)。韩副司令在三五年四、五月时变成了正司令，这时李红光已经牺牲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一天，韩司令、韩部长、李副官、谢参谋等率领九连和十一连七十余人，从海清伙洛孙文斗家动身，经沟门奔铧尖子河南金家堡子，过南岭到了木盂子下砬缝的一个三间小房处。当时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走到院子就听屋里电话铃响，甄排长带几个战士进屋摘走了电话，还把看电话的一个二十来岁青年带走，这个人会吹号，后来就参加了抗联。紧接着，队伍进了木盂子街，烧了局所的五、六间房子。二更天时，队伍到达暖河子四道岭，吃过饭后住下，十一连住在后沟，司令部和担任守卫的九连住在暖河子沟，相距一里多远。我们在这里抓了四个走狗，他们答应给我们解决鞋和帽子等急用的东西，我们打算临走前放了他们。第二天，日头一杆子来高时，有一个妇女抱着小孩子从暖河子方向跑来，到司令部已说不出话来了。我们知道是有敌人了。等我们出来到大门口时，敌人已到了半里远的地方，我们打了三排枪就上后山了，十一连过来接应，连长指挥在四道岭小后岗上打了二、三槽子，他就负了重伤。我们抢上去，用门板把他抬到第二道岗上。这时天也快晌午了，敌人没再上来。我们想从老秃顶子过去，可又抬个伤员没法走。韩司令就选拔了二十多个人，由他亲自率领向岗下的敌人冲锋， 一气把敌人撵到木盂子。队伍这才下了山，到四道岭子吃的晚饭。这一天，敌人往上冲了四、五次，用的是机枪、小炮，可都被我们打垮了，他们死伤了二、三十人。晚饭后，我们奔了罗圈沟，到了“三省”家，把负伤的十一连连长留下养伤，只喝了口水就奔石灰窑岭。这位连长三天后就牺牲了。
我们从铧尖子东堡过洼子沟东山根(于天亮的大院旁)，到洼子沟里张家街，这时天已亮了，我们就住了下来。在张家街住了一天，又于晚间从洼子沟过岭奔大青沟，当晚便住在大青沟。第二天，日头刚出，有人从洼子沟送来情报，说铧尖子来了守备队和警察要打我们。我们就排成一路纵队出发，走了二里多路到庄家油坊，都踩着一个脚印上了大青沟门东山。敌人诡计多端，到大青沟岗上就分散开，八个马驮子是从沟里走的，一部分敌人到我们住过的岗窝扑空后，又奔沟外来了。他们走到庄家油坊，见只有一趟上山的脚窝，就原地张望开了。随着韩司令的一声“打”，我们就开了枪，敌人被我们圈住打了一下午，八个马驮子被打散跑到红庙子。我们的三排长姜玉查牺牲了，后换高维祥当排长。这时，我们撤到大青沟大西岔沟门，小鬼子就从洼子沟过岭跑铧尖子去了。以后，鬼子又让我们圈到大河套把脚冻坏了，我们第二天搜山抓了九个鬼子，缴了九支三八大枪，得到的子弹共有三千多发。这以后，队伍又回到海清伙洛，一般在洼子沟、哈塘沟、木头伙洛、大小恩堡、仙人洞、高俭地和红庙子等地活动。
这年腊月前后，我们在捞子沟岭劫过两次大商人办年货的车。第一次劫了八辆大铁车。这天中午，我们七个人在海清伙洛老隋家得信儿，就到高台子大坎下的小东沟住下，派人给正率队在川里活动的韩司令送信，韩司令就带队到了高台子沟里碱厂沟的岭上。天刚见黑，我们布置两个带手枪的人在大道旁埋伏，我们五个拿大枪的到山坡上隐蔽。货车一到高台子梨树沟门，手枪声就响了起来，紧接着我们大枪也开了火，韩司令他们在二、三里远的碱厂沟岭上也打起了枪。结果，三十多个警察一枪没打就逃到铧尖子，队伍紧追了一阵子。我们把车看起来，把车老板、老客都圈起来，让他们在地上蹲着，派两个人站岗看着他们，车上装着许多洋面和年货。约二更天时，派十几个人到横道河、高台子、碱厂沟找来二百多名群众分了车上的东西，东西全卸走后，把车户放了。这八辆大车押车的其中就有李相山的儿子李在野。五、六天后，我们又劫了第二次车。这天白天，由韩司令、韩部长、李相山、解麟阁、马连长、甄排长率七十余人，从海清伙洛到了梨树沟门，没费事就把十二辆车劫了下来。我们把车赶到红庙子查家堡子一带，查家堡子、大小青沟、哈塘沟、孤山子都按户分了东西，分光东西后又把大车放回。尔后，队伍就从岭后查家堡子回到洼子沟张家街过年。我记得过年吃的猪肉是红塘石栾村长在二户来买了三口猪送来的，其它东西部队自己都有。过年这几天，战士们把年货分给张家街的十几户百姓，老百姓都说自己的队伍回来了，战士们也说回到家了。过年时，司令部住在张三老头家，九连住正房，十一连住东西厢房。年三十的晚上吃的饺子，韩司令还跳了朝鲜舞，大家都很高兴。初一那天开的群众会，杨木林子、张家街、东沟、西沟的人家一户一人都来开了会，韩司令在会上讲话，讲了抗联是干什么的，号召大家成立反日会，还当场选举了会长。
年后不几天，韩司令、韩部长、李相山、解麟阁、马连长、甄排长等带领七十余人到黑卧子抓来地主李长山和栾五瘸子。后来李家拿了一千元赎人回去，我们用这钱买了些子弹。栾经教育后在队里当文书，后在黑瞎子望被我们放回去。这时，解麟阁回小恩堡探家，孙文斗也跟去了。回家住了三天，栾大穷棒发现后报告了警察 ，警察就来抓人。孙文斗跑了出来，解麟阁出门就往西跑，跑到断截沟西山边被二户来警察打死，脑袋被割走。队伍从鹰嘴砬子赶到小恩堡，弄口棺材把解的尸体装起来埋在他自家的老坟上。第二天，我们又返回张家街。
一九三五年正月二十二日，韩司令带我们七十余人在桦树底住，有铧尖子的密探来接头，告诉我们说鬼子要来。一排甄排长带二十多人上了南山头，韩司令、李副官、马连长带三十余人跑到沟里，韩部长率二十多人到了海清伙洛双岔山头。我们这二十多人和鬼子打了一个多钟头，三排火力没盖住鬼子的五挺机枪，我们边打边退，退到第二个山头时，就有六个同志受伤。我的右手被打了个双眼透，小老万右腿也是个双眼透。还牺牲了一个战士，天亮时才把他尸体收下来。我们六个受伤的用一帖膏药治，这膏药是从东山里带来的，用上很好使。以后我们到海清伙洛西岔沟里山顶上养伤，那里设了个医院，小老万不能走是用抬筐抬去的。离西岔不远的正岔，也有个病房，也是三间房，有三、四个伤号，在那里住的有老甄和他们的司务长。这处病房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建的，这里有个临时治病的是张殿宫的大儿子。这个医院里还安了台缝纫机，有个冷成衣给做军衣、军帽，他是随军部走的。这台缝纫机是红塘石栾村长给弄的，以后栾被他的文书高力清告密遭到鬼子杀害。 后来这缝纫机挪到哈塘沟的王树沟，在那儿的林子里压个小地窖子，还是冷成衣做活。
在桦树底打仗以后，正是三月雪化净的时候，队伍在洼子沟张家街西沟住，我又回到部队，小老万也回来了。过了八天，小老万请假回家收拾衣服，韩司令准了假，这时队伍也要出发，前头尖兵走到红头背沟门，队尾在张家街下山头，满军就包围了张家街的皮铺沟。小老万正准备回家收拾衣服，满洲兵上来了，问他是哪儿的，他二话没说扔下包袱就跑了，满洲兵在后面打起了枪。这时，韩司令就说：后边也没有队伍怎么会响枪呢?一定是敌人来了。说话间我们已经上了张家街东山，满洲兵也攻了上来。韩司令召集我们带手枪的准备冲锋。满洲兵这次来了百余人，与我们打了一个钟头，甄排长、司务长就是这次受的伤，敌人也有死伤。后来满洲兵知道我们是红军，就撤走了。
这以后不几天，我们七十余人住在杨木林子，鬼子又来了六、七十人打我们。这回我们是先抢上山头，鬼子的两挺机枪盖住我们，可我们已顺杨木林子奔龙爪沟去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受过伤的手不吃力，韩司令在龙爪沟门让我回去做地方工作，归张永奎领导，大伙都称张为后方司令。我刚回到地方，杨军长从东山里下来到了海清伙洛，住在西山王本善家。杨军长带来一百五、六十人，完全是骑兵，海清伙洛沟里的三个岔都住满了。杨军长身穿黄呢衣服，挎两支枪，一支匣枪，另一支是撸子。军部和一师会合后，在海清伙洛住了一天就奔梨树沟，从横道河子到了川里，过了三、四天后到了蔡鹅堡。这时敌人三面进攻，在歪脖子望把我们围上了。从二户来大花鞋来了一部分，从南面罗圈沟上来了一部分，从木盂子又上来一部分。约计敌人近二千人，其中日本兵能有百八十人，以野田为首。日头出来一杆子高开始打的，到天黑的时候，我们在歪脖子望拢了七、八堆火，队伍从北边撤下去。队伍到洼子沟张家街皮铺沟，又去了海清伙洛。这次战斗我们牺牲十几个人，敌人死伤的就更多了。
在海清伙洛住一天后，军部从大青沟起身，步兵从小青沟起身奔查家堡子。一出门又遇上三百多满洲兵，我们的骑兵马上就抢占了各个山头。他们一进攻就被我们连打伤九名，吓得都跑到红庙子。当天晚间队伍又回到海清伙洛住下。这时杨军长又开会，在这里取消了骑兵，让我和“隋没牙子”把牲口分散到住户家里，我们俩发动了十多个百姓，散了一宿，散到横道河子、高台子、哈塘沟、查家堡子、洼子沟、海清伙洛的各家各户，共散了一百五十来匹马，把马鞍、马嚼子都藏入山洞，是由隋长发老头藏的。以后，群众就用马种地，到后来这马据说让姜东魁给卖出去了。
这以后，部队又从海清伙洛到了张家街后沟，住了三天，敌人再也找不到红军了。
我从四月回到地方工作。给群众开会，收地租，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经常到孤山子、大小青沟，一般不到海清伙洛和洼子沟。这一年共没收地主姜六一百八十多石粮食，打完场用车边收边装边运，把粮食运到查家堡子，交给张永奎保存起来。
这年十一月，张永奎接到军部来信说，王委员带队要来。不几天他们就来了，张永奎叫我领着活动。王委员带队在捞子沟岭把桓仁大商店拉白面的大车劫了，共五十袋子。当时把白面弄到刘家油坊，按人口分给孤山子、哈塘沟的穷人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的一天，我到张永奎家，他住在小青沟。他告诉我说：“你已经入党了。我是你的介绍人，你的党内记号就是‘一九三六年’。蒿子沟一带你是组长，你还可以发展一至三人入党，同时你要负责哈山台以上东至木头伙洛、西至都督伙洛的地方工作。我负责在地方宣传抗日，部队过来的时候筹集粮草、掩护部队、照顾伤病员。”以后我就搬到哈山台住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军部给我捎信，有一百五十人到分山树岭(碗铺、哈塘沟、蒿子沟、三角岭)，需要一百五十斤粮。当天晚上我到二道河子，布置有关人员准备好粮食，第二天早晨用大车拉上六百斤粮，送到部队。这以后，张永奎叫我到农民自卫队第二大队当宣传干事。
农民自卫队是由各地的基本群众组织起来的，最早是在一九三四年组织起来的，任务是维持治安，保卫地方，进行反奸、反霸斗争，配合抗联打击日寇，以及为抗联补充兵源等。自卫队每分队有二、三十人，开始时枪支不齐全，弹药也不足。
当时地方上还有反日会组织，这也是群众性的组织，凡是抗联所到之处都有这一组织。反日会人数不一，会长是群众选出来的，与抗联有直接联系。当时入党要求成份好，思想好，对党忠诚，在各项工作中起带头作用。入党手续比较简单，填一份小卡片。党员经常开组织生活会，研究工作和传达上级党的指示。因当时是秘密活动，党员之间互相都不了解，只有介绍人知道。
一九三八年冬季，抗联离开桓仁，向长白、濛江地区转移，我因身体有病没随部队转移。以后汉奸、特务对我抓得紧，在这边呆不下去了，我就到抚松县出家在庙上当老道，种地维持生活，直到东北光复。
抗联一师少年营连指导员刘金山回忆
我于一九三三年阴历四月二十六日在柳河县四道沟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师三团八连一排，当战士(没编号)。过了五、六天，我就调给师政治部高主任(外号“高蛮子”)当传令兵，当时没有军部，杨司令是师长。同年冬，又调到少年连当青年科长。三五年春，我调到一师游击二连(“老北风”山林队改编的)当指导员。一九三六年正月，我在兴京县虻牛库战斗中负伤，就到外三堡黑坑老鲍家养伤。三月伤好后，我被调到三团团部，于五月随部队西征。六月西征回来后在三团当青年科长。三七年春，我到铺石河地方自卫队当指导员，五月又调到一师少年连当宣传干事，同年腊月调到师部卫队(保卫连)三排当十四号战士，直到三八年五月随程斌投降。
我参加部队时部队的编制情况：没有军部，第一师设师部、教导一连(四十多人)、保卫连(只有三排，二十多人)、卫队(十多人)，师下只有一个三团，团下有两个连，即八、九连，八连两个排，九连三个排，全团共有七、八十人。师部当时还领导一个大刀会和一支南满游击队，大刀会四、五十人，头儿叫胡老师;南满游击队五、六十人，其中还有六个苏联人。当时全师的兵力共二百六、七十人，其中有二十五、六名朝鲜人。
当时部队的干部配备情况：师长杨靖宇，参谋长李红光，政治部主任高蛮子(兼教导一连的指导员和教官)，副官长王仁斋，秘书长韩仁和，卫队长吕老疙瘩，卫队宣传干部“哈拉滨”，教导一连连长姓崔(外号“老西山虎”)，师部司务长刘某。宋铁岩在胡老师部当政委，程斌在胡老师部当宣传干事。三团团长韩浩，政委曹国安，副官仲吉青，司务长姓张，组织科长安光勋;八连连长李明海(外号“老当兵”)，一排长赵成东，司务长姓刘(外号“老豁牙子”);九连连长姓杨;南满游击大队队长姓苏，队副刘克勤。
一九三三年六月在桓仁县成立一个教导二连，连长姓赵，三十来人。同时，李相山到师部当副官。七月，柳河县四道河子公安队四十多人哗变过来，编为教导三连，连长李东宾(原公安队长)。这年冬成立五团，团长李明海，政委朴大个子。在五团成立前不几天成立的少年连，连长“哈拉滨”，政委李敏焕。三四年二月成立六团，政委姓王，政治部主任李东山。
一九三四年四月成立第一军，军长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副官姓袁，医官姓孙，秘书长韩仁和，参谋朴大个子，军需委员姓金，军需部长胡国臣。军部有教导一、二、三连，保卫连，共一百五、六十人。下设三个师，一师师长李红光，政治部主任程斌，有三团、少年连、十一连等一百五、六十人，三团团长韩浩;二师师长曹国安，有六团、游击连等一百来人;三师师长王仁斋，我只知道有五团编制。三五年冬，军部成立教导团，团长姓魏，同时成立迫击炮连、机关枪连。三五年五、六月间，在桓仁县地方自卫队的基础上编起第四团，团长“隋没牙子”，四、五十人，归一师领导。三六年三、四月间，少年连扩编为少年营，仍归一师领导，有一百来人，西征回来只剩两个排，三十来人。
一九三四年四、五月，韩浩率领一师三团、少年连、十一连从三源浦打牛沟起身，经二密、劳密沟、二房店三房店交界、拉古河、东道沟、杨保沟、鞭杆子沟和新宾的旺清门、三棵榆树等地，第一次到了桓仁县的蚊子沟、石柱子、野猪沟、红石砬子、桦树岭、洼子沟、大青沟、碑登、大小恩堡、门转子、二道荒岭子、干河子、仙人洞、老秃顶子、木盂子、马圈子、灯笼管子、高俭地、插屁股岭、宋家街、烂泥洼子、川头、八里甸子、倒杨树岭等地活动，又到新宾的漠场、大东沟、西河掌、石灰碰子、龙王庙，再到新、桓交界的海清伙洛、朱头伙洛、碗铺、小堡、马架子、蒿子沟等地活动。同年秋，第一师到了本溪的黄柏罗峪，第二年春又到了外三堡。以后就在上述这些地方活动，三五年秋开辟的老和尚帽子根据地。
在一师到桓仁之前，杨靖宇曾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初率教导连、保卫连，从打牛沟沟里的三岔河经新宾县，于五月中旬先到桓仁的仙人洞，联系李相山，又通过李联系上谢村长，谢先给我们做地方工作，李随队活动。五月末，又通过李相山做伪公安大队赵大队副的工作，使赵带了三十多人哗变过来，编成教导二连。六月间，攻打八里甸子警察署，把警察打跑了。接着又打柞木台子，抓住伪村长，开了群众大会，杨司令讲了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抗日，不给日本人办事。接着，王仁斋副官长领着大家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把鬼子赶出东北去!”“解放东北三千万同胞!”“子子辈辈不当亡国奴!”等口号。六、七月间，我们到外三堡活动。我们在桓仁活动到九月，又回临江一带去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少年连在李政委的带领下到桓仁县椽头，打垮了三十多人的伪自卫团，烧了他们的房子，缴了十五、六支枪。过几天，李政委又率少年连在桓仁县八里甸子街袭击了伪自卫团和洋炮会。
一九三五年春，李政委带领少年连，与保卫连、机枪连和孟指导员领导的游击队配合，伏击了辑安县讨伐队。我们这天在辑安与桓仁交界的刀尖岭南坡膛子沟埋伏好，太阳刚一冒红时，辑安县讨伐队──张轴子公安队及一名日本指导官朝我们的埋伏区走来，我们一个战士恰在解手，被敌人的尖兵发现，他们便先开了枪。敌人一百五十多人的队伍这时才下岭，进入埋伏区有三分之二。我们只好放弃全歼的打算，全力应战，歼灭了大部分敌人，缴了四、五十支大枪，还得了四十套伪公安队的服装。在战斗中，我们一个姓陈(外号“秃耳朵”)的事务长用石头当手榴弹，缴了二支枪。日本指导官腿部中弹，让给他当差的背着逃跑，当差的不干，被他砍了一刀，当差的气急了，一枪将他打死。我们把这个日本指导官的军服扒了下来。
同年九月，李政委率少年连化装缴了窟窿榆树警察署的械，打死了伪警察署署长“孙猴子”。 一九三六年春，一师师部、少年连、保卫连和三团共一百多人在赛马集附近的红石砬子埋伏袭击了赛马集日本守备队。这天，我们埋伏在红石砬子沟门，日本守备队四、五十人由赛马集往西边黄家堡子去，早晨八点多钟进入我们的埋伏圈。经过一个多钟头的战斗，打死二十多敌人，我方没有损失。战斗后，我们到了红石砬子沟里，敌人则逃回赛马集了。
三六年七月下旬，三团在侯团长、茨苏主任的带领下，在分水岭南坡温洞沟伏击日本守备队的汽车。日本守备队六、七十人乘三辆汽车从碱厂往赛马集去。三团六、七十人埋伏在岭南坡。由于狡猾的鬼子留一辆汽车在岭上押后，所以在三团打前两辆汽车时，后面的汽车在岭上居高临下向三团射击。结果一连一排十六、七个战士都牺牲了。我们只击毙四、五个鬼子，这仗我们没打好。
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的两个春节，我们都在和尚帽子山上过的，两次都有敌人来打。头一次我们没受损失，第二次我们牺牲了少年连七号战士和司务长“老动摇”二人。这次我们撤出了和尚帽子，奔东北老岗到桦皮峪去了。这两年都是一师在和尚帽子上边过的年，还办了秧歌。三六年春节铁主任教我们唱《四季歌》、《当红军歌》、《追悼歌》、《儿童歌》等歌曲，这些歌都是他自己编的。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师开始西征。一师西征前的组织情况是：师长程斌，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参谋长李长脖。师下辖：三团，团长侯俊山，编八、九两个连，约七十人;四团，团长隋相生，约五十人;六团，没有团长，约七十人，政治部主任叫茨苏;少年营，营长王德才，百余人;保卫连，连长贺福有，百余人;十一独立连，连长马广福，约四十人;孟指导员连，三十余人。全师兵力五百余人。武器装备情况：全师有四挺机关枪(歪把子三挺，“七九”一挺)、平射炮一门、两个掷弹筒，战士们多数使用“三八”大枪、刺刀加上手榴弹。武器较好的是保卫连和少年营，保卫连每人三支枪(撸子、匣枪和大枪)，少年营人手二支手枪(匣子和小马枪)。师部领导用的是手枪，传令兵(警卫员)用的是匣子和手提式。全师的弹药很足。这些武器弹药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是随着斗争的发展而逐步更新的。全师没有统一的服装，有的穿日本军服，有的穿伪满军服，还有的穿伪警察服，这些多数是从敌人身上扒下来的。也有少数同志未得到敌人的服装，就穿自做的黄土布衣服。服装颜色上都是黄绿色的，也有的是黄呢子。帽子多戴小鬼子的战斗帽，有部分人戴铜帽子。脚上多数穿的黄黑色高腰胶鞋。每人都有布背包、瓷罐子(也有白铁的)、小水壶、汤匙等。炊具有行军锅(也有用洗脸盆代替的)。每班一个白布帐篷。师部领导人还有望远镜、指南针和文件包等。药品也很齐全。
据我所知，参加西征的约四百余人，有师部程斌、铁主任、李参谋长等四十余人，三团侯团长以下七十余人，六团茨苏主任以下约八十人，少年营王德才营长以下百余人，保卫连贺福有连长以下百余人。四团、独立十一连、孟指导员连均没有参加西征。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师从本溪县铺石河出发，开始西征。白天到了草河口东边一个山上，晚上从草河口街北铁路桥洞子过到铁道西，从北门进草河口街，袭击了日本守备队队部，活捉二名警察，打死七、八个鬼子，得十来支枪。在街里呆了近一小时，又从北门撤出。在战斗中，三团一连长陈秃耳朵胳膊受伤。
这以后我们越过安奉铁路到了连山关，被日本守备队和伪军跟上了。我们翻过本溪与辽阳搭界的摩天岭，又经南马峪，与敌人打了一仗。再路过温家堡子，这是个大堡子，人家挺多，我们冒充讨伐队在堡子里吃的午饭，又朝南走，走了四、五里后，劫了两马车货物，是买卖家的货车，有布匹、米面、电棒、电池等东西。
在离开温家堡子前，我们曾用电话机挂在电话线上偷听敌人的电话，得知在后面追我们的日本守备队告诉温家堡子的警察不要出来，待他们到后再出来配合作战打我们。所以，我们劫完马车后，上南山埋伏准备痛击敌人。这山上没啥树，把我们晒得够呛。敌人来了二百多守备队，还有伪军，与我们打了一下午，保卫连政委的脑盖被打破了，保卫连一个战士的眼眉受伤，一个战士腿受伤。总的来说，敌我双方无大的伤亡。我们傍晚撤出战斗，又往前走。
以后，我们路过桃花山、鸡爪子山、老黑山等地，到了岫岩的磨扇子沟，这之间没打仗。可到了磨扇子沟一带，敌人又跟上来了，随着脚溜子层层包围，天天追打。他们强迫各地老百姓到山上站岗，老百姓受骗把我们当土匪，到处都设岗。我们行动十分困难，一活动就被敌人发现，追着打。我们几天吃不上饭，损失也不小。在这种情况下，师部研究决定化整为零，分散向回转移。共分了三路，师部由程斌师长和李参谋长带领与保卫连为一路;三团由茨苏主任率领五十余人为一路;少年营由王德才营长领导为一路。三路人马分头向回转移。
我随三团这路往回撤，途中走大山过大岭，晚上走路，白天蹲山。蹲山时，敌人经常走在我们隐蔽处的附近。他们说话、走路的声音听得挺清楚，就连走路时刺刀碰屁股的声音都能听出来。有几次我们都准备好了，一旦被他们发现就和他们拼。我们在刚往回撤时也确实与敌人打了一仗。在距离磨扇子沟三十里远的一个岗上，我们当时住在三间没有盖的空房里，五、六十敌人从后岗摸了上来，他们还带了机枪。我们从下午打到天黑，牺牲了二个人，一个是三团的战士，在岗上牺牲的;另一个是少年营二连的姜连长，在房子下边牺牲的。我们在往下撤时很紧张，连姜连长的一支三号匣枪和一支撸子枪都没拿下来。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经常吃不到饭，一饿就好几天。战士们有的跌倒就起不来了，我也曾眼睛发黑昏倒过。到鸡爪山时，我们捉到一个满洲兵，让他带路到歪脖望一个堡子，从一个富户人家弄来一头大牛杀了吃。
我们在归途中经摩天岭时，才知师部在岭上打了个大仗，消灭不少敌人。我们回到本溪县套峪时，师部已回来好几天了。在我们回来四、五天后，少年营的人才两三个人一伙、零零星星地回来，这是三六年的七月间。这次西征，一师损失很大。少年营损失更大，去时一百多人，回来只有五十来人。少年营走得很远，据他们说往海城、营口那一带山区走过。也是被敌人追击的，因为我们这二股往回来，他们还往西走，敌人就把他们当成西征的主力，追着不放，所以他们受的损失最大。
在西征过程中，我还记得这样几件事：曾在岫岩老黑沟沟里一家老百姓那里吃过豆腐渣和菜团子，在一个半山腰的人家吃过小米粥。另外，胡子头“占东洋”给我们带过路，邓铁梅的人给过我们帮助。
在西征回来的二、三个月以后(秋天割地时)，我随茨苏主任带领三团一个连的战士去取我们在摩天岭藏起的机枪，是一挺手提式的。我在石砬子缝里看到了李参谋长的尸体，衣服都乱了，脸面也烂得看不清了，但因我过去与他在一起的时间较长，所以还能认出是他。当时我还见到一个战士的尸体。
三七年春，我们一师少年连、保卫连、三团、十一连和地方自卫队二百五、六十人住在汤沟，日本守备队、包希文警察队共三百来人从胡家堡子来“讨伐”我们。我们事先得到消息，埋伏在大青沟门。天亮时敌人才到，我们打了两个多钟头，打死十七、八个警察，包希文也在内，日本人在后边没打着。我们缴了步枪四、五十支，机枪二挺，平射炮一门，我方没有伤亡。
三八年春节，我们一师保卫连、少年连、三团以及“靠山红”山林队一百多人在大套峪里过年，敌人将我们包围。东岗是鬼子，南山是警察，北岗是满军，有五、六百人。我们发现敌人后，就和北岗满军接话，经过宣传，满军表示同情我们抗日，告诉我们顺西岗下去，那里没有敌人。当我们下到西岗沟底时，东岗、南岗的敌人都向我们射击，这时北岗的满军用机枪把东南两岗的火力盖住。我们顺利地下了西岗，向北撤到草河掌沟里了。这仗我们只有侯团长和“靠山红”部的二个战士受伤。
同年五月初，程斌和茨苏主任带我们不到一百人的队伍，于一天晚上攻打了本溪县朴家堡子警察分所，把警察打跑，我们进村搞了点给养。这以后，我们撤到八楞树沟，程斌将茨苏主任打死，挟队到碱厂投降。
抗联一师的宣传干事赵至刚回忆
“九·一八”事变的那年冬天，本溪县这一带组织了抗日便衣队，领导人是腰堡的丁延阁。当时，我参加了这支队伍。第二年正月间，邓铁梅派傅指挥(傅崇旅)来这边联系各地的抗日队伍，共同抗日。我们在久才峪见到傅指挥，于是在他的指引下，奔凤城投邓铁梅去了。到邓铁梅的队伍后，我们被改编为一个营，张德俊为营长。以后，我们主要活动在凤城四区的尖山窑和三区的龙王庙、红旗、白旗等地。一九三五年三月(阴历，种地时)，邓铁梅被日寇围攻讨伐，队伍被打散，我也离开了这支队伍，到大错草峪刘振京家隐藏了一个来月。不久，一个姓高的把我送到外三堡，参加了“老北风”的队伍。这年七月(阴历)，我就听说杨靖宇带了五、六十人来到桓仁八里甸子，过不几天，“老北风”被抗联改编，于是我们与抗联一起活动了几天。我看到红军纪律好，是真心真意打日本的队伍，我便提出要参加红军。当时，杨靖宇司令亲自接见了我，问我：“你在抗日军里不也同样抗日吗?为什么参加我们的军队呢?你是怎么想的?”我说：“我参加红军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要救国救民。”杨司令赞许地说：“对!我们革命不是为名为利，而是要除官僚、斩恶霸、杀土豪、灭劣绅。我们只有革命成功，才能享受幸福。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吃苦耐劳，遵守革命纪律，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这样，我就正式参加了红军。开始在游击连一排管伙食，以后又担任了排里的宣传干事。我们那时活动在桓仁、通化、清原等地。杨司令曾于这年八月(阴历)率领我们七八十人到过本溪的外三堡、南营坊、老边沟一带，活动了一个来月，又回到桓仁、通化去了。
红军在桓仁设有密营，主要用来作仓库、医院等。当时在高甸子和杨木顶子上都有密营，在外三堡一个大东沟里冰沟子迟家大地的地方有个密营，是用木头盖的，以后胡国臣部长在这里养病，被敌人抓走了。那时靠近山区的一些村庄几乎连一户人家也难以看到，都被鬼子强迫集家并屯、归大堡子住去了。我们的生活真是太困难了，睡在山野里，没有固定的住地，吃些野菜。有一天晚上，我们饿得没法，就用劈柴点着火照亮到河里拣点水芹菜吃。在那种条件下，我们到处奔跑，打游击，没有把握是不跟敌人打仗的。我们跟鬼子打仗，向来都是先埋伏好，然后再打，我们的给养、武器等物资全靠同敌人打仗时得到补充。
当时军队的编制有军、师、团、连，军长杨靖宇，师长韩浩、程斌，团长有姓高的和姓王的，团里有教导员，连上有指导员。在红军经常活动的地方，都有地方组织，是部队委派的。这些地方组织的任务是供给前方给养和做联络工作。在有些地方还建立了政权，有地方主席，下面有委员，还有儿童团、妇女会等组织。地方政权负责筹备给养(按户分派)、传达情报、反汉奸走狗，还没收汉奸走狗的财产充公。当时红军对一些穷苦地方的群众还给以救济，有吃的也有穿的。在红军领导下，各地还成立了地方武装，在桓仁就有孟指导员、权指导员、李指导员领导的几支自卫队，这些队伍活动在铧尖子、海清伙洛、黑牛伙洛、巨流河、岗山、川里、恩堡、滴水砬子、牛毛坞、佛爷沟、天桥沟、四平街等地，自卫队的任务是保护根据地，为前方送给养、补充兵源。自卫队有连、排、班的编制。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左右，由于敌人实行“三光”政策，集家并屯，红军和自卫队都很困难。子弹、给养来源断绝，因而自卫队陆续被遣散独自回地方活动，有的被敌人打散。
一九三五年冬月，杨司令、程斌带三、四百红军，再加抗日军共有五、六百人，攻打碱厂街，敌我双方伤亡不大。
一九三六年二月(阴历)，杨司令、程斌带领红军在梨树甸子与伪东边道“剿匪”司令邵本良打了一仗。这次战斗没打之前，敌人跟踪我们很长时间了。一天晚上，杨军长下命令让马上准备好三天的给养，然后我们又走，可邵本良仍死盯住我们不放。我们走到梨树甸子时，军长下令埋伏好，指挥部设在山顶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山下便于指挥。当时敌人共八百多，陆续进入埋伏圈内，可是当他们只进来五百多人时，一个敌人在路边摘黄瓜时发现了我们，我们立即开枪击毙了他，战斗也随着打响了。这次战斗我们缴获了三挺机枪、二百支步枪，还得了些军用物资。对俘虏的敌人，向他们宣传了我们的抗日政策，讲了团结抗日的道理，然后根据个人的路途远近发给路费释放。这次战斗消灭了许多敌人，小河水都被血染红了。战后，敌人向碱厂当地要了四百多口棺材。
一九三六年七、八月，我们从通化转回桓仁，在大恩堡、二户来等地活动。九月，我的腿部受伤，不能继续随队活动了，领导上就把我分配到后方自卫队。这支自卫队的负责人是李指导员，大约有五十人，我做队里的事务员。我们一直活动在桓仁、新宾、宽甸等县的交界地区。
以后，抗联主力都往北走了，我们后方自卫队到处被敌人阻拦，弹药不足，给养来源断绝。后来被敌人打散，我也就回了老家。之后，我在本溪县铁刹山上的庙里当道士。
抗联地下交通员姜东魁回忆
一九三四年秋，杨军长率红军来到桓仁海清伙洛驻扎。他打发海清伙洛的穷户王伯永到高台子来联络穷苦人做抗日工作，别人谁也不去，只有我和于昭清、隋相生、孟广尧(后随程斌投敌)等四人到海清伙洛王伯永家见杨军长。杨军长给我们开了个会，他说：“中国叫小日本侵占了，咱们得起来救国。别看我们现在的队伍人少，慢慢就会扩大了。火柴虽小，点着火以后可就无法扑灭，我们抗日队伍也由小到大，最终就会强大，是日本人打不垮的。我们现在人少，就采取能打就打，打不过就躲的办法，但胜利终究会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子弟兵，我们有铁的纪律，不但不打骂百姓，而且不准动百姓一针一线。我们的目的是抗日，把日本人打出中国去。中国虽然被侵占了，但我们决不能甘心当亡国奴，全满洲的人民都应当起来抗日。现在的抗日，就是军民一条心，打倒小日本。只依靠军队不行，军队也需要人民的支援，像衣、食、住、行，样样都得靠百姓帮助。就是打仗，也得靠百姓给传递情报。今儿个把你们几位请来，就是打算跟你们商量一下，让你们几位也作些抗日工作，不知你们愿不愿意?”听杨军长这一席话，我们心里很热乎，都是中国人，人家豁出掉脑袋跟日本人真刀真枪地干，我们只做点小事，谁能不愿意呢?我们就一口答应：“愿意!”杨军长说：“你们愿意为抗日工作，这很好。你们暂时就在地方上干事，注意日本人的情况，照顾一下过往的红军部队，为部队筹些粮草、传递情报等。”听了这些，我们很高兴。 我们早就恨那些胡作非为的日本人了，想到能亲手帮红军做事，让红军更好地打日本，心里总是热乎乎的。
没过多久，一师副师长韩浩、军需部长韩震(有一只眼是瞎的)从新宾的哈塘沟给我捎来信儿，让我前去接头。我马上赶到哈塘沟刘家油坊见到了两位首长，这时他们带七八十人在那一带活动。韩师长对我说：“我来的时候听杨军长说了，你是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我们和杨军长带的队伍是一起的，都是为了打日本。你除了按杨军长吩咐的去干以外，还要直接给我们办事，给你去信儿你就跑一趟，我们缺什么，还得你给买一下。”接着，韩师长发给我一个带黄五星的红袖标，告诉我说：“这袖标在部队就得戴在胳膊上，可你不能公开戴，要妥善保管，随身携带，作为与部队联系的信号(三六年又换成上红下白两种颜色的，上有‘东北抗日联军’字样)。”我回高台子后，韩师长也到高台子附近活动。我几乎是天天到二户来、铧尖子等地探情报，回来就汇报给韩师长。我探情报的方法主要是：以买东西为由在商号听风、与熟人唠嗑用话往外引或向敌人派出的民工探听，凡听到情报就赶紧往回跑。这类情报工作我一直做到一九三六年。除此而外，我还从一九三五年开始，经常给红军买被服、弹药等。
一九三五年二月间，韩师长带近百人在洼子沟桦树底下被满军包围，在抢山头时，孙老二也跟红军跑上山头，被满军打死。老八号李成才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伤。这仗我方打死两个敌人。
这年三月的一天，军部教导团团长王仁斋率队到海清伙洛。他叫我到铧尖子侦察敌人的兵力和武器情况，打算活捉伪警察署栾署长。我探听到铧尖子只有警察和自卫队一百来人，便于日落之前赶到海清伙洛向王团长作了汇报。王团长立即布置部队准备了两个梯子、一把铡刀，以便过围壕、砍刺线。点灯后，王团长带二百来人出发了，我也前去为部队领路。部队都在左臂扎的白毛巾，作为区分敌我的记号。到铧尖子后，王团长把指挥部设在山上，战士们把梯子架在围壕上当桥，先偷偷过去两名战士，消灭了敌人的两个哨兵，然后用铡刀剁断刺线，部队就冲进了街里。战斗打了两个小时左右。里边的火力太强，又派人侦察才知道，日落时又从木盂子开来一连伪军。这样，王团长就率队撤了出来。这次战斗中，我方有一个战士被敌人俘去。
打完铧尖子后，六月间，铧尖子警察署栾署长带人在高台子修路，二师曹师长和一师程斌主任从海清伙洛捎来信，让把修路的警察情况探明。接到我的汇报后，他们与孟广尧一起从海清伙洛分两路来高台子抓栾署长，孟广尧领一部分从高台子小东沟下山进街，我带一部分从高台子坟地后沟进街。但因孟广尧领错了路，走进松子沟警察岗的卡子里，被警察发现，双方打了起来，结果栾署长闻风带着警察跑了。交战中，我方两个战士被打伤，孟广尧右脸也挨了一撸子枪。
一九三五年五、六月以后，地方上就有党的县委和区委，负责人分别是李明山和张永奎。从这时起，我既受军部领导，又受李、张二人领导。搞情报的任务逐渐少了，为部队购买被服、弹药的任务多了起来。我先后到铧尖子警察署袁印民、都督伙洛警察署长温某等处买过近百次子弹。买子弹时，都是军部先拉好关系，我去接头，他们把子弹弄到一个地方，我到那进行交换。当时红军买子弹的价钱为：手枪子弹每发一元，“水连珠”子弹八角，“七九”四角，“三八”二角。买回的子弹用完后，拿回一个壳换一粒子弹，再用打完的弹壳换炮。我这近百次买子弹每次都是少者二、三百发，多者四、五千发。我携带子弹的方法是：有时把子弹卷在行李里背着，扛着锄头或镐头装成出去侍弄地的样子。后边有警察跟着就以亲属为名往外送;有时把子弹装在盐包里随着鞋、袜、布匹等用车往外拉;有时用货郎担往外挑。于昭清当时负责为部队买枪。一九三五年四月间，他赶了军部的两挂马车、十多匹牲口到沈阳换枪，到沈阳以后把车和牲口都卖了，买回两支匣枪、两支撸子，用瓦盆挑子做掩护挑出城，再装在灯笼罩子里运回来的。
除购买子弹外，凡是部队需要什么东西开出单子、拿出钱交给我，我就出去采买，回来把收据和货交给部队。有时我单身去，有时赶车去，车夫都是临时找的，他只知道赶车，车里边装的什么他并不知道。一九三六年秋，我和胡殿清往县里拉粮卖，回来时我在盐包里装上七百发子弹，还买了些烟卷、胶鞋、火勺等。走到榆树底下遇见土匪”海字“帮，他们一开始要翻车上的东西，我告诉他们车上是给红军买的东西，他们不但没翻，还派人护送我回来了。到新宾街上买东西时很顺利，只要不在半路上碰上警察就没事。从老城河北走到都督伙洛警察署，由于温署长背地里给我们干事，我们来回走给点小钱，就一点麻烦也没有。
一九三五年四、五月间，军部路过铧尖子，在歪脖望与满军廖旅遇上了，被满军包围。打了半天半宿，军部在山上拢了堆火，从南边撤了。结果满军自己又打了半宿，死伤很多。这次战斗中，军部一个战士与满军一个连长在肉搏中双双从砬子上滚下去摔死了。
一九三五年底，王仁斋团长领着隋相生他们在捞子沟岭上劫一回敌人的面粉、海菜等，分给群众过年吃了。高台子是我经手分的，人口多的每户分两袋，人口少的每户分一袋。
一九三六年四月间，军部六百来人驻扎在木头伙洛。有铧尖子二百名日本守备队和一百来名满军到彭家堡子吃饭，我就从高台子去给杨军长送信儿，杨军长在分山树岭布下了埋伏，在两个高岗引击，一个矮岗伏击，在午后两点来钟打响的战斗，打死了日本守备队四十多人，伤六七十人，缴获大枪五十余支，还缴获了一部分弹药。
分山树岭战斗后，杨军长在哈塘沟捎信儿叫我去。我到哈塘沟后，杨军长交给我一封信，让我送到老秃顶子，调一师来打邵本良。我拿着信到汤池沟找到军需部胡国臣部长，把信交给他。一师队伍在桓仁暖河子打了一仗就往南下，第四天在梨树甸子消灭了邵本良六、七百人，光活的就抓了二百多。缴了四百余支长、短枪，还缴了两门迫击炮和一部电台。抓到的俘虏，每个还发了五元钱作为路费，让他们回家。
这年五、六月间，教导团王仁斋团长带四五十人来这边活动，叫我带路到捞子沟岭劫车。我们在半山腰埋伏，不知押车的有多少人。车刚上到岭半腰，山顶上枪就响了。王团长告诉战士不准打枪，赶快占领南山。我们上到南山就吹冲锋号，满军听到号响，就问：“你们是不是红军?”王团长回答说“是”。满军说：“是就别打了，过来个人接头。”王团长真的派了一个战士过去接头，满军给了我们三千发子弹和一匹马，我们只收下了子弹，但没要马，还给了他们五百元钱。
红军当时的纪律很严格。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准随便动用群众的东西，在晚间到群众家住宿时，不做让群众受惊的事，行军走到自己家门口时，一般不允许回去看看。如违犯军纪，轻微的进行批评教育，严重的则给予严厉惩处，甚至于处死。
红军在桓仁还发展了农民自卫队和青年军等地方武装，这些武装的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为正规部队输送兵源。这些武装的成员大多数是受苦的农民，也有爱国的富人子弟。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县委李明山和区委张永奎在海清伙洛老栾家后岗上找我、孟广尧、王广林、遇文海四人开会，原来是介绍我们入党。入党当时没有什么正式手续，给一张二寸宽的纸条，在上边填上出身、历史及亲属关系，交给介绍人，盖上李明山的章，就算入党了。李明山在同我们谈话时说：“做个党员要事事带头，不怕困难，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要好好干，在敌人面前要死不投降，决不卖国。”接着他又让我们表表决心，我们挨个站起来举手表示：“死不投降，决不卖国，坚决抗日。”然后，李明山又告诉我们：“现在的党员都是秘密的，绝不能暴露身份。党内的联络暗语是‘西皮’(cp)或‘一九三六年’。今天就是你们入党的日子，你们一辈子也不要忘记。”
我入党以后，又发展了李长庆、萧云清、傅国有等人入党，他们都是在我往常给红军办事时经常联系的人。我入党后把家搬到步达远住，我自己则一心为红军和县委办事，经常在小青沟一带活动。我入党后不久，张永奎建立了海清伙洛党支部，支书是邵文章(外号“邵老三”)。八月，我建立了川里支部，支书李长庆。
我入党后没几天，在桓仁海清伙洛邵文章家开会成立了区委。区委书记张永奎，组织部长是我，宣传部长孟广尧。区委成立后没少开会研究工作，研究反日会工作得怎样、存在什么问题、部队需要的子弹和粮食等等问题。但没开过党代表会或党员大会。区委成立是经李明山批准的，也受李明山的领导。
李明山只有八个手指头，是从红军里边来的，不叫县委书记，只知道他是县委，也叫“李部长”，是后方工作的总负责人。他在程斌投降后到军队里去了。他的爱人曹同志是做妇女工作的，也兼管宣传工作。
县委的上层领导是省委。当时有一个傅省委，我给李明山送文件曾送到他那里。我先后几次到木盂子塘头沟、仙人洞、老秃顶子等地找过他，同时他也让我往回带文件。
李明山从军队来的时候，就建立了县委组织。紧接着就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他告诉我们：“看谁忠实可靠，对抗日有认识，就可发展为党员。”据我所知，当时建立了好几个支部。岔路子有支部，书记陈德禄，组织毕学江，宣传刘明山。川里有我建立的支部，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成立，书记李长庆，党员萧云清、傅国有。这一支部曾被敌人破坏一次，李长庆、萧云清被捕，只剩傅国有自己，支部也就停止了活动。海清伙洛也有支部，书记邵文章，党员栾学会、王广林、遇文海等。除此而外，高俭地、仙人洞也有党组织，因为李明山常过去活动。
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天，李明山召集我和李长庆、王广林、傅国有、萧云清、孟广尧、遇文海、张永奎等在小青沟的北沟老李家开会。他提议成立兴桓乡政府，并口头任命我为乡政府主席，李长庆为副主席，其他人没有职位。乡政府里又设了乡委会，是党的组织。乡委会书记是我，组织部长遇文海，宣传部长王广林。乡政府和乡委会的任务相同，就是发动与组织群众，领导反日会，进行反满抗日活动。乡政府活动的区域是兴京和桓仁交界地区。乡政府和乡委会成立后，没正式召开过什么会议，只是三两个人凑在一起，核计过工作情况，象反日会的工作如何开展等问题。不久，李长庆被捕，乡政府和乡委会的活动也就停止了。
当时，区委组织没有固定的所在地。孟广尧在区委成立后不到两个月时，就调到部队当指导员去了，以后区委也没补充人。一九三七年春，情况紧了，小鬼子搞“集家并屯”，李明山开始到老秃顶子和本溪县的和尚帽子等抗联部队的根据地去活动，张永奎也走了。因此，区委也就散了。
一九三七年秋后，时局更加紧张，部队都走了，李明山也随部队离开这边。他临走之前对我说：“我们都走了。你应该永远想着党。种地，当兵，你都可以，不过你千万别忘了自己是党员，到任何时候都不准投敌叛变。”他走后，我就被捕了，在监狱里押了一年多。我出狱后，再也见不到抗联的影子了，只好回家种地务农。
抗联地方武装青年义勇军队长隋文斌回忆
一九三四年，抗日红军来到我的家乡，在海清伙洛组织群众参加地方反日会。当时李相山的部下找我爷爷(隋永发，后被敌人打死了)任反日会长，以后又让我爷爷到新宾搞枪支弹药，供给红军。村中王三麻子那时是伪牌长，他一面应付敌人，一面支援我红军，我爷爷则是一心一意给红军办事。反日会共有三十多人，这一组织负责探听消息，搜集敌伪人员的各种情报，护理伤员。反日会会员都衷心地拥护红军，给红军办过许多事情，比如筹粮、筹款等。当时除我们村有反日会组织外，其他村子也有。
我本人是在一九三四年冬月间由李相山、李明山(朝鲜人)介绍随隋相生(“隋没牙子”)做地下工作的。不久，经张永奎(大刀会的教师，地下党员)介绍参加了青年团，被任命为组长。五个月后，团组织发展到五个人，有李半拉子、傅某某、黄宝珍、潘守秸和我。到第二年八月，团组织发展到二十多名团员，共组成五个小组，我被选为团支部书记。这时团小组的情况是：高台子一个，组长叫潘绍清，共四人;洼子沟一个，五人，组长刘某;铧尖子学校一个，三人，组长于某。这些人都在十五至十八岁左右。
我的上层领导人是张永奎，他当时就住在我家，他直接给我布置工作任务。在团支部成立后，张永奎在地方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大队部，并让我出头组织了一支青年义勇军，由傅某当队长，我还是团书记。到这年五月，张永奎正式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把我调到青年义勇军中任队长，这时青年义勇军已发展到了四十来人。
青年义勇军是群众性的组织，凡是贫苦农民的子弟都可以参加。这一组织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向群众宣传抗日，探听敌人消息向红军报告，护理红军伤病员，在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下为部队筹粮筹款、筹集子弹布匹等支援前线。除此而外，还随主力部队共同与敌人作战。我们这支青年义勇军在一师军需部长韩浩的领导下，活动在桓仁海清伙洛、二户来、木盂子、川里、仙人洞和新宾的红庙子、大小青沟、大西岔、朱头伙洛、蒿子沟等地。在这些地方，我们多次与敌人进行战斗。
一九三五年十月在新宾的黄土岗子打了一次地方警察。同年又在桓仁铧尖子配合王仁斋司令打了一次大仗，我们半夜由哈塘沟到的铧尖子，包围了敌人。敌方有鬼子、伪治安队等共二百多人，被我们打得稀里哗啦，我们占了西半街，得了敌人十三支枪，打死了七名伪军。战斗共打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天亮前撤出了战斗。转年秋，我们在稻田沟配合地方自卫队、特务队劫了日军三辆汽车，得了二十支枪。
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青年义勇军被改编为特务队，队长姓张，指导员叫权秀花，我任宣传干事。特务队的任务是扩充兵源，进行通信联络。这年七月我们在新宾的仕人沟遇上杨司令，这阶段特务队就同军部在一起活动，还抽调我们四十人补充军部，我在一中队二分队当二排长。到军部后，杨司令曾指挥我们在新宾的东昌台打了一次小鬼子，缴获八十多支枪。八月间，司令部在马鹿泡打了一次警察队，四十多个警察只跑掉一个，我们得了四十支枪。这以后，司令部就来到外三堡倒木沟，在这里打过宽甸马架子的警察队，得快火轮枪一百多支。我们还曾在宽甸后牛毛坞打过一次日军汽车队，司令部五个中队五百多人埋伏在十五里长的地段上，劫了五辆鬼子的汽车，得枪一百多支，打死三十多个敌人。
我在共青团组织和青年义勇军中活动期间，桓仁县曾有各级党的组织。当时有个李明山主任，是从濛江河里军部派来的，他经常去军部研究工作，大家称呼他县委。他一九三五年来桓仁，我和他在一起有两年的时间，我给他带过路，也掩护和保护过他。他的爱人曹同志(朝鲜人)是县委的宣传部长兼做妇女工作，组织和发动妇女，向广大妇女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李明山和曹同志那时是我的领导人，我为他们搜集过敌伪的政治、经济情报，并经常向他们汇报工作。
当时在县委领导下还有区委存在，是由张永奎、姜东魁、孟广尧等人组成的，时间在一九三六年。在县委、区委以下还有党支部，海清伙洛支部有邵老三(邵文章)、栾学权、李半拉子和我等人。哈轰支部书记是谢指导员，以后在红石砬子被敌人打死。
在团组织里，我是团书记，李半拉子和刘某管组织，傅某和潘守秸管宣传，下面还有五个小组近三十名团员。地方还有反日会组织，海清伙洛村的反日会长是我爷爷隋永发，副会长是邵老三。也有妇女会组织，是李明山爱人曹同志发展的，人数总计有四、五十人，在小青沟、洼子沟、盘道岭、蒿子沟等地都有妇女会组织。
红军在农村中建立了农民自卫队组织，我叔伯爷爷隋相生是自卫队长，以后升为一师四团团长。这一队伍大部分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人数有五、六十人。以后由自卫队挑选好的送到大部队里去。自卫队以后又编到一师四团，政委姓傅。红军正规部队里，各部门都有宣传干事，经常做宣传工作，张贴标语、写画报、印歌篇和小报等，印发以后就往外散发，内容大多是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那时在铧尖子、二户来、陵街等地都散发过宣传品。每打完一个大仗，就印出许多小报，往外散发。李明山负责这项工作。当时还配有两台油印机，程斌带走一台，在小青沟、高力沟子等地印刷过宣传品。
最初引导我参加革命的是张永奎。他住在海清伙洛的一个地窨子里，共有二年多时间，还经常在邵老三家里住。他腿有伤，不能跟队伍走，所以基本在地方工作，受李明山领导。他还组织建立过秘密病院，收养红军伤病员，都住在地窨子里。当时在海清伙洛各沟岔挖了不少地窨子，每次收伤病员三十多人，伤病员养好了就送回部队，养好一批送走一批。为了不露痕迹，病院的地点都是经常变动的。
到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我请假养病离开了队伍，以后再也找不到队伍了。
原中共桓仁县委宣传部长朴金华回忆
我在小学读书时，学校里有一位老师思想很进步，在学生中组织了儿童团。后来这位老师的活动被敌人发觉，于是遭到敌人的逮捕，参加儿童团的学生也都被捕了。不久，这位老师和大部分儿童学生惨遭杀害，我因年龄小(十四岁)免遭毒手，住了近一年监狱被释放了，这时我十五岁。我出狱后，就投奔了金昌玉的抗日队伍，在长白山、濛江一带打鬼子。这支队伍很活跃，在战斗中一天天壮大起来。一九三四年发展到二百余人，全是朝鲜人。这年秋冬之交，所有的抗日队伍都在长白根据地开大会，我们这支游击队被并入人民革命军第二军。
一九三五年，因一军朝鲜女同志少，二军多了一些，在上秋时就把我调到一军去了。到一军没有几天，杨司令就分配我到桓仁县做地方工作。当时有个李秘书负责桓仁的地方工作，他在几个月前就去桓仁了。这时正好回军部汇报工作。杨司令就把我介绍给他，我便和他一起到了桓仁县。为了工作方便和隐蔽身份，我和李秘书名义上是夫妻。实际上我已有了丈夫，叫吴佳龙，在临江那边，以后他去了苏联。
李秘书的名字很多，叫李明山，又叫小刘。他是长瓜脸、大个、大眼睛、长得不黑。他是朝鲜人，手还有毛病，是哪个手指头掉了我记不清了。我们一起到桓仁时是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我那时才十九岁，李明山也就二十六、七岁，他当时还带了两个通讯员。
我到桓仁后，就成立了中共桓仁县委委员会，成员三人，李明山和我，还有一个当地人，岁数和李明山差不多，个头比李明山矮，他的名字我记不住了。县委的负责人是李明山，因为他“阶级”大，那时谁的“阶级”大谁就是负责人。李明山还兼做组织部长，我是宣传部长兼妇女主任，那个当地人专做发动群众工作，同时也作些宣传工作。县委的分工是杨军长亲自分配的，杨军长当时也做党的工作，他是总的领导，什么都管，桓仁县委是在杨军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我们县委三个成员，经常研究工作，向他汇报，他就给我们做指示：哪个工作应该怎么样去做。杨军长经常和我们谈话，研究工作并在一起吃饭。
县委成立后，主要活动在桓仁和新宾交界一带，有时也随军部进行活动，但多数都是单独活动。当时主要在木盂子的沟里、高俭地、仙人洞、铧尖子等地的山沟里转，也在老秃顶子、碱厂沟等地活动，活动的地点很多。这些地方的群众基础较好，而距敌人近的村子群众基础就差些。我们当时主要做宣传鼓动工作、写宣传单、印小报、发动群众，同时也搜集敌人情报，为部队筹集粮草和搞枪支弹药。
在县委的领导下，当时还建立了区委，下边有支部。我刚到桓仁时，在高俭地村工作，村里在我来时就有个党支部，是李明山在我来之前建立的。他先来桓仁后就在这个村子工作。高俭地村党支部由于永禄负责，共有五、六个党员。我到桓仁那年没发展党员，第二年才发展了一些党员，这些党员多数都是李明山发展的，发展党员也由他批准。入党手续是写决心书和个人出身、历史、社会关系，再根据这些人的工作好坏、对党的认识程度，由李明山盖章批准，然后才算入党。我们在发展党员时，还指示这些党员去发展新党员。在各个党支部里，有支书、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我们县委常开会研究工作，研究怎样发展新党员和宣传委员，怎样发动群众和怎样做好宣传工作等等。
一九三八年正月，我生病在桓仁县普乐堡大荒沟养病，那里有抗联的医院，还有个印刷所。同我一起养病的有十四个伤病员，其中有军部的安参谋长。还有马指导员和金指导员两人保护我们，他们是杨司令临走时派来的。正月十二这天，敌人包围了我们住的地方，马、金指导员冲了出去，我们十四个伤病员除被打死一男一女外都被捕。事后三天，我被一个翻译提出去，到普乐堡认一具尸首，据这个翻译说：这人是自杀的，是抗联的人。这个翻译还告诉我：“你就说他是李明山，我们以后就不再抓李明山了。”其实，这翻译是想向敌人请功受赏。我到那儿一看死的是金指导员，但我想起翻译的话，为了保护李明山，就说这是李明山。没想到安参谋长被捕后投敌了，他告诉敌人说那尸首不是李明山的，于是敌人又开始抓李明山。
我被捕后，在桓仁监狱押了七个月左右。因我在敌人包围病院往外冲时受过伤，所以这七个月敌人也不得不给我治伤。后来又放我出狱在一户人家治伤。以后他们就顾不上管我，我就回乡下了。
原中共桓兴县委岔路子支部
宣传干事刘明山回忆
一九三三年阴历五月十七，杨靖宇司令来到我们家住的地方——新宾县岔路子附近的碗铺。杨司令是先到的通化，在那里收降了几个胡子，又收降了驻桓仁县野猪沟的伪军赵队副。红军到碗铺时只有四十多人，胳膊上戴着红袖标。他们到后，马上召集群众大会，选举反满抗日救国会长，薛立荣和我分别被选为会长和副会长。这个组织的任务是负责齐粮齐米，跑道送信。打这以后，杨靖宇的队伍就经常在新宾、通化、柳河、临江等地活动。他们在新宾经常驻扎和路过的地点有四道沟、五道沟、英盈、红庙子、蚊子沟、小青沟、老戏场、哈塘沟、苏伙洛、蒿子沟、木头伙洛、包家堡子、黄土岗子、哈山台、都督、碗铺、岔路子(嘎巴塞)、样子沟、橙场、上青沟、下青沟等地。
一九三四年，张永林(张永奎的兄弟，给杨靖宇当传令兵)奉命回村组织游击队，他和我组织了一个自卫队。自卫队的任务是拉电线杆子、抓亲日走狗、贴标语、准备给养等。这支自卫队活动在哈塘沟、查家堡子、大青沟、小青沟、海清伙洛一带。张永林任自卫队长，党组织又派孟广尧到我们这个大队当了指导员。张永林牺牲后，队长换了“隋没牙子”，队伍被改编为第四团。我在游击大队刚成立时当事务长，以后又回地方工作。
一九三五年三月，我和张海楼两人分别组织了游击队，我在都督伙洛、碗铺这边召集了十几个人，张海楼在蒿子沟那边也召集了十几个人，两队编在一起，称为第二游击大队，大队长是黄玉文(桓仁城场沟人)，干了一年，因犯错误被开除。大队副是张海楼(当时四十来岁)，后被开除当了胡子。一九三六年四月，游击大队共有队员七八十人，下设三个分队，每个分队二十多人，大队部十五六人。武器共有二十来支快枪，三、四支匣子，二、三支撸子。大队长以后换了宫殿阁，指导员权秀花。大队下设的三个分队长分别是：一分队长王春山，二分队长陈德新，三分队长吴长有。大队宣传是李成才，外号“老八号”。在这个游击大队中，我动员参加的人有：都督悬羊砬子的赵玉璞，样子沟的隋良济、吴某某、陈德新及其子，都督的刘换石子、曹海林和张春精的两个伙计刘某、王某，木头伙洛程启山等人。这个游击大队经常活动在都督、白家、木头伙洛、橙场、样子沟、岔路子、碗铺、陡岭、蒿子沟、红庙子的油路沟、老戏场、五道沟、蚊子沟、孤山子、夹皮沟、大青沟、小青沟、哈塘沟、海清伙洛、横道河子等地活动。一九三八年我被俘时，大队只剩下四十多人了，因为情况极为紧张，把小孩队员都打发回家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的一天，我到查家堡子沟里哈塘沟的鸡肠子沟去找张永奎(他家住这里)联系工作。张永奎先是一边问一边给我填了一张表，表上填写姓名、历史(从八岁往上)、亲属等。填完后他告诉我，这个表得报上去，以后革命成功有你一份。接着他跟我谈：“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打日本保护穷人的，红军的总头是朱德、毛泽东，他们都在关里。穷人可以入党，有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当一个正式党员。我已经介绍你入党了，候补期一年。”我当时想，是凡给红军干工作的，可能都是党员吧。转过年二月，张永奎叫我出来当工作员，管都督这一片，代做交通员。这前后，我总和张永奎见面，他对我说：“共产党员都是又穷又苦的，党员全国都有。每个省有省委，以下还有特委(象现在的地委)、县委、区委、支部。三个人成立一个支部，下有小组，小组与小组之间不准发生关系，支部与支部之间也不准发生关系。”有一次我到哈塘沟办事，住在那里的老邵问我一些人的情况。他告诉我说：“咱们这里有三个区委，姜东魁、孟广尧、张永奎便是。李明山是县委，县委上面还有特委，特委上面还有省委。”当时他没说特委、省委都谁负责。
一九三六年九月，张永奎告诉我已经转正了。不久他就把我领到岔路子的小马路沟岗顶上开会，到会的有陈守平、毕学江加我和张永奎共四人。会上成立了支部，陈是支书，毕是组织干事，我是宣传干事。在会上，张永奎先讲的话：“你们都是党员了，你们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我。做一个党员，就得终身为穷人服务，全力支援红军。但是有一条：不准暴露自己是党员，更不准泄露别人是党员，每个党员都得认可自己死了也不投降。”他接着又说：“以后你们每个人要领导一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三个党员。你们三人领导的各小组党员绝不准互相见面。”
会后，我在岔路子发展了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党小组。事先经与张永奎核计，我在九月底发展了王世田、曾照兴入党，再晚一点发展杨兴吉入党。他们三人中，王世田是小组长。小组成立后，没在一起开过会，有事我单个跟他们说。党员的当时任务是：打探消息、扩军、跑道送信、偷着筹粮米、收拾恶霸与小偷及胡作非为的土匪，齐心打日本。以后，我在第二游击大队时，又介绍过刘班长、王队长和吴长有事务长入党。
我在抗日斗争中为红军和地方武装买过枪支弹药。我曾在红庙子跟庞玉祥的媳妇买过七千粒子弹(她是从治安队花一毛钱一粒买的)，每粒两毛钱。钱是敌占区地主捐的，理由是抗日救国，同时也保证他不被胡子绑票和勒索。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成立第三游击大队。当时没枪，我同王春去奉天通过舅舅买了两支撸子、一支匣子。七月，王春又单独去了一趟，买回两支匣子。以后，我舅舅为此事被抓，说他“买卖枪支”。舅母托人，改为“贩卖人口”才出狱。
红军和地方武装与鬼子、满洲兵和警察进行过多次战斗。一九三四年冬，我们第二游击大队配合一师及土匪“占山红”与日本讨伐队打仗，打死鬼子两名，得枪两支。转过年春天，一师韩浩司令率队在桓仁县牛毛坞和二户来的敌人作战，消灭敌人二十四个，得枪二十四支，我方牺牲十六人。一九三五年秋，第四团在桓仁横道河子打走了满洲兵，抓了一个警长，给了他十元钱路费放回，咱们的一个宣传干事牺牲了。这前后有一天傍黑天，因部队没衣裳穿，韩浩带队劫了桓仁开来的满洲兵汽车，部队拿走了车上的砍布、花布等。一九三六年，我们第二游击大队配合杨军长带的教导团，把过路的满军马连长领的一百一十四个满洲兵截住，俘虏了一百一十三个，缴获了一百一十四支枪。
一九三七年鬼子归围子，区委姜东魁和区委秘书遇文海跑到县街。我于二月份到了县街与他们二人联络，呆了十多天。月底，我回去找县委李明山和区委张永奎，跑遍了事先约好的哈塘沟、小青沟、碗铺这几个联络点也没找到，便到都督伙洛曾照兴家，在那儿吃了饭。以后我又到马路沟、梨树沟、样子沟等地，最后我在红庙子孙盛喜家被捕。押了两个多月后，父亲凑钱买通了宪兵队的林翻译，我才被放出来。
一九四五年八路军来后，我找到了卫戌司令部的彭司令和县政治处刘政委，参加了县农会筹委会。一九四八年因眼睛不好，就回家务农了。
本溪县东大阳地方抗日政权主席
孙德文回忆
一九三四年腊月的一天，程司令领导的红军第三团一百来人到了我们碱厂东大阳，领头的是侯团长。他们没过几天就又离开这里，留下一个叫张洪阁的做地方工作。张洪阁在地方进行抗日宣传，动员老百姓做抗日工作，接着又在地方组织了红军地方委员会。我就是在张洪阁的动员下参加地方抗日工作的，并被任命为地方委员会主席。这一组织是由五人组成的，除我以外，有个组织委员姓刘的，通讯委员姓徐的，监视委员是刘殿海，还有个姓李的也是委员。在组织地方委员会的同时，也组成了地方武装——农民自卫队，有三十多队员。张洪阁任自卫队中队长，当地人李宝荣(后改名李宝兴)是小队长。这个自卫队转过年二月就被红军正式编入他们的大部队了。
当时，地方委员会的任务是给红军送情报，为红军搞粮食、准备吃的，配合红军打击敌人，以及镇压小股土匪的骚扰抢劫活动。我曾在一九三五年的上半年给红军送过两次情报。第一次是红军住在三道沟时，我在驴砬子沟听说日本守备队要来打红军，我连夜把消息送给了红军，结果守备队去扑了空。另一次是杨靖宇亲自带队来当地活动，敌人准备来围攻时我及时给他们送了情报，他们及时地撤走了。
当时在地方还有少年营组织，成员主要是贫苦农民子弟。少年营的任务是学习红军的优良传统，接受红军的宣传教育，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周围群众支援红军的抗日斗争。少年营在战斗中锻炼了自己，壮大了自己，逐步有了一些较成熟的作战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主动要求参加红军，红军则根据他们的愿望，把他们全部编到大部队里，这就壮大了红军队伍，增强了战斗力。
张洪阁是红军中专做地方工作的。他除在地方做抗日宣传工作外，还先后在二、三道沟一带为红军扩充三十来人，李宝祥的儿子、姓常的、郭凤歧等都是他动员参军的。
红军很受群众拥护。他们当时的生活很艰苦，在战斗中时常吃不上饭，一饿就是四、五天，有时只能吃一点苞米粒子，喝点水，但他们仍然坚持与敌人战斗。在南营坊的一次战斗中，战士们三天水米没下肚，顽强同小鬼子搏斗，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他们穿的衣服是补丁加补丁，有的在炎热的六月天里也穿大棉袄、大棉裤和大棉鞋，所以身上的虱子很多。尽管他们生活这样苦，可纪律却很严。每逢住在老百姓家时，老百姓总是热情地把火炕腾出来给他们住，可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在炕上睡，就是在十冬腊月天，也常常枕着枪睡在地上。他们从不动百姓的任何东西。红军是很乐观的。他们冬天睡在深山里，铺的是雪，盖的也是雪，还经常开玩笑说：咱们都是“三卫生”的人——睡卫生炕，铺卫生褥，盖卫生被。夏天雨大，他们睡觉时被雨水泡了身体，就打趣说：身上脏了有自然喷水器，从头到脚都干净了。平时铺着树叶、盖着树叶睡，就逗笑说：穿着碧绿衣，睡的碧绿炕，盖的碧绿被，成“三碧绿”了。逗笑归逗笑，可还是有许多好同志因爬冰卧雪而死。
一九三五年以后，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群众的东西全被鬼子抢光和烧掉，日子越来越难熬。为了躲避鬼子的并屯，有的群众就住在山上，藏在山洞里，夏天吃野菜、树叶，冬天吃树皮，吃顿蘑菇就算改善了。穿的就更顾不上了，好的能穿上一条露肉的单裤，差的连破单衣也没有。群众因尽力支援红军，因而遭到日本鬼子的镇压。洋湖沟侯庆林全家七口人因他当红军而被杀，上至六十岁的老头，下至刚出生的婴儿。大阳二道沟我弟弟孙德武当了自卫队员，他妻子已怀孕八个月仍被鬼子抓去，被残忍地用刺刀挑开肚子，肚里的小男孩儿已能动胳膊腿了。
一九三五年春，地方武装都随红军走了，他们配合红军打了不少仗。如梨树甸子那次战斗，李宝荣带的自卫队就参加了，我弟弟孙德武在战斗中牺牲。那次红军共死了四十来人。自卫队走后，日本鬼子就常来烧房子，搜人抓人，还派汉奸走狗假扮红军欺骗百姓，有的人就上当受骗，被抓被杀。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几个红军地方委员会的委员都躲了起来，我也只好在六月左右把家搬到本溪湖当工人去了。这以后，红军地方委员会也就散了。
本溪县铺石河抗日农民自卫队
队长邓义有回忆
我是铺石河村的老住户。在一九三五年阴历五月初四那天，我头一次见到抗联队伍，领头的是一师师长程斌。他们是从东边凤城的兰盘岭、梨树甸子来到我们当地的，有三四百人，在这儿过的五月节。然后，他们又经过本溪县的汤沟，大约是六月间在大青沟打了一仗，打死七个鬼子，俘虏伪“讨伐队”七十多人，缴了七十多支步枪。打这以后，他们以后又返回铺石河一带活动。
抗联到了我们这边后，我就常给他们办事。后来又经他们动员，我组织了地方自卫队并担任队长。我们这支自卫队受一师和三团的领导，主要任务是帮助抗联扩军、筹备粮饷，有时也配合抗联作战。参加自卫队的都是当地的穷人，是我和别人以亲属或邻居关系动员参加的，开始有十多人，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人，从中拔到抗联大部队八十多人，我们老邓家当时就有哥五个参军。我们自卫队活动的地点主要有凤城的南清沟、三股流、梨树甸子，本溪的老边沟、汤沟、水簸箕沟。另外，桓仁的老秃顶子我们也去过。
程斌带的抗联队伍当时在凤城、本溪、桓仁、通化、柳河、新宾等地进行活动，主要地点却是本溪与凤城交界处的和尚帽子和桓仁的老秃顶子。一九三七年夏，程斌率抗联在凤城分水岭劫过两次汽车，打死三十多鬼子，缴了一些枪支和其它军需品。这年冬，程斌配合杨靖宇率抗联在老边沟与日本守备队打了一仗，抗联有二百多人参加战斗，打死三、四十名鬼子，缴获四、五门炮和机枪、步枪等武器，还有其他军需品。
一九三七年腊月，程斌带一师去桓仁老秃顶子参加杨军长召开的全军大会，我们自卫队也去了，其他一些地方的抗联队伍也都去了，共有一千多人。正开会期间，老秃顶子被日本守备队和满洲兵包围，抗联一边开会一边与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打退了敌人。会后，各地的抗联队伍以及我们自卫队都回原活动地区去了。
老秃顶子会议后，程斌率队回和尚帽子一带活动。第二年夏，他率队在本溪县碱厂投降了日本人。这年秋天，我们自卫队因与杨军长领导的抗联大部队断了联系，加上日本守备队的“讨伐”，有部分队员投降敌人，还有不少逃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队伍也就被迫解散了。
“九·一八”事变后，本溪军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在本溪地区留下了众多的遗址、遗迹和文物。这些历史印迹，真实记录了本溪军民不朽的抗战业绩，至今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那段艰苦岁月……
